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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雄才绘画艺术略论 刘小翠 尽管国内美术界对于“岭南画派”的提法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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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雄才绘画艺术略论 刘小翠 尽管国内美术界对于“岭南画派”的提法曾……
广东省营制纸厂设备劫难记

朱晓秋

 

1937年,日本侵华后,在中国广大农村实行“三光”政策,制造了众多惨绝人寰的惨剧。在城市,日本也对中国的城市工商业带来了一场浩劫。当时中国工业比较发达和工业企业集中的广州被占领后,工业受到的摧残尤其严重。

日本侵华前,广州的现代工业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19291936年陈济棠主粤期间,十分重视发展地方实业,创办了一批省营大企业,对民营工厂也采取支持鼓励的政策,这使广州工业进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兴建工厂集中在西村及河南两大工业区,主要有:西村士敏土厂、省营硫酸厂、省营肥田料厂、省营饮料厂、省营梳打厂、省营棉织厂、省营制纸厂等。据统计,1932年广州的工业产值位居全国第二位。[1]1933年,广州工厂数在全国几个城市中名列第四,资本与产值均列第二。[2]1936年时,广州的工业企业已达到了3,218家,从业人员达到78,405[3]。陈济棠治粤时期成为“旧中国广州工业发展的全盛时期”[4],并初步建成以省营工矿业为主体的近代工业体系[5]

正当广州工业处于发展的巅峰状态之际,日本侵华战火燃至华南。19378月起,日军飞机开始连续轰炸广州。日本侵略者除了重点轰炸琶江兵工厂处,对集中有士敏土厂、硫酸厂、电解厂、电力厂的西村工业区进行了狂轰乱炸,广东省营工厂遭到严重的破坏,电解厂和电力厂的车间全部被炸毁;士敏土厂、肥田料厂、硫酸厂、新造糖厂以及市头糖厂的部分机器设备也被炸毁。19381021,广州沦陷后,由于大部分的省营工厂在沦陷前未及内迁,以至“所有新式工业,几全部为敌伪占据”,“除揭阳糖厂及梅菉麻织厂之机器尚能拆迁大部分保存外,其余各厂多被炸毁或占据劫迁,资产损失,约达战前币值三千万元。[6]

 

一、设备被劫

日军占领广州后,将在长达一年多的空袭中未被日机完全炸毁的工厂占据,并让一部分工厂在日军的控制下恢复生产,如“省营丝织厂被占为修械制弹厂,民营均和安及广同安两机器厂被并为饭岛部队造船厂,东安成米机被占为蒸米工场,广州制钉厂被占为饮岛制钉厂,他如自来水厂,电力厂,士敏土厂等则被占据经营[7]”;而另一部分的工厂如“省营造纸厂及硫酸厂,民营大兴油厂等机器,均被拆运日本[8]”。其中以广东省营造纸厂的个案较为典型且有较大的影响。

广东省营制纸厂是1933年上半年起,由留美造纸化学工程硕士刘宝琛和造纸专业硕士陈丕扬提纲策划筹建,先后确立的该厂拟生产的纸品、原料、厂址以及机器设备进口等问题。鉴于当时在进口的洋纸中,新闻纸占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因此该厂在筹建之初就确定以“用途最大、销路最广,挽回利权最显著的卷筒新闻纸[9]”为主要产品。而原料方面则采用华南地区生长生产丰富、生长迅速的马尾松为主要原料。而厂址方面则是经过多方的调查、勘察后,最后选择在广州南石头村东建厂。1934年,厂房开始施工。1935年,由瑞典卡士达厂提供的制浆、造纸设备以及由捷克斯可达厂订购的动力设备分批运抵广州,在瑞典工程师韦士达及4名瑞典安装技工的指导下,开始进行边土建边安装。次年安装工程全面铺开。在设备安装期间,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日军飞机开始频频向广州空袭。由于瑞典洋行在厂房上悬挂其国旗,在旷地上绘画瑞典标记,才使该厂免除了被日机轰炸危险,同时使设备安装工程得以顺利进行。19371月,纸厂的土建工程基本竣工,并定名为“广东省营制纸厂[10]”。19388月,全厂机器设备安装完毕,至此陈济棠治粤期间投资最多(光基本建设费用就达1200元,据说后来还再加了200万元[11])、规模最大(工厂占地2000多亩[12])、设备最洋化的的一个省营企业便矗立在南中国的土地上。

建成的广东省营造纸厂拥有三合土码头一座。材料仓、修机房、发电房、机浆间、装璜间、滤浆间、筛浆间、制酸间、制纸间、贮纸间、木料预备室各一座。另有自来水设备,沉淀池、清水池等、轻便铁路贯通全厂。由于所装纸机是瑞典卡士达厂最新产品,具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造纸能力,因此该厂在当时不但是中国最先进的制浆、造纸企业,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制浆、造纸企业之一。

19388月中旬,在瑞典工程师安达生等的指导下,造纸厂进行了试机生产,结果证实机器设备各部动转正常,出纸成功,其拉力也非常好,完全符合印报的要求。试机生产两个月,先后生产新闻纸达100多吨。鉴于试机运转的顺利,当时广东省建设厅计划于该年10月举行开工典礼,正式投产。岂料日本侵略者已迫近广州,不但使开式典礼的计划顿成泡影,而且历经五载艰苦筹建,志在振兴我国造纸工业的广东省营制纸厂,遭受被侵略者拆劫的厄运。

19381012,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随即向广州推进。在广州风声鹤唳的情况下,广东省建设厅取消了原定10月举行的制纸厂开幕仪式的计划,强令全体员工疏散,并派“工厂爆炸班”运40吨黄色炸药进厂,以贯彻国民党政府“焦土抗战政策”为由,扬言把厂房及所有设备炸毁。后来虽经瑞典洋行出面抗议,但国民党政府还是把磨木房及两台嘉美式磨木机和精浆设备炸毁。

广州沦陷后,制纸厂被日本海军军部占领。起初,日军是利用该厂机修房的设备铸造马鞍、马蹄铁等军需品,后来,他们发现厂内建筑物和设备除磨木房被炸毁外,其余均无损无缺,仍可以制纸图利。于是,在1938年底,日本海军军部将制纸厂交给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经营并实行就地生产,企图垄断华南的造纸工业,同时将厂名改为“王子制纸广东工场[13]”。该株式会社接管工厂后随即并派出技术人员维修好1号纸机,并从市内招募民工一百多人,以进口浆板为原料进行三班生产,日产纸张10多吨。

1939年秋,日本商人南喜一觊觎广东省营制纸厂的先进设备,企图将其占为已有。于是,他凭藉其在日本陆军部的势力,将由海军军部支持的王子制纸株式会社从制纸厂撵走。814,南喜一以大日本再生制纸株式会社的名义,用150万日元向汪精卫的伪政权购买了广东省营制纸厂的全部机器设备。19405月,南喜一委托台湾铁工所公司对制纸厂的所有设备进行拆卸,连门窗、栏杆也予以拆除。更为过分的是,他们还挖地三尺,起出所有的电缆和水管,将它们一并劫运到日本北海道南部偏僻小城苫小牧市的勇拂,在那里设厂安装。至始,耗费我国无数人力、物力、财力和心血筹建起来的广东省营制纸厂,只留下空荡荡的厂房,成为杂草丛生,狸鼠出没的废墟。

大日本再生制纸株式会社把从广东省营制纸厂劫运去的机器设备在勇拂设厂安装,历时3年,于19437月试机并投产,并将该厂定名为“大日本再生制纸株式会社勇拂分厂”。该厂利用劫掠的制纸厂的机器设备生产模造纸、书写纸以及包装纸,日产量为25-30吨。同年8月,大日本再生制纸株式会社改组,归入国策制纸株式会社,勇拂工场也同时易主,并改名为“国策制纸株式会社勇拂工场”。[1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各个战场上接连失利,直接影响了它的国民经济。勇拂工场亦因木料、煤炭等原料及燃料的缺乏,以至生产时作时辍。广东省营制纸厂被劫的设备在该工场只能发挥出四分之一的生产能力。1945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该工场的生产更不景气,不但年开机日短,而且产量也每况愈下。综观该工场从1943年投产到1948年停产的8年间,仅开机48个月,合共生产各类纸张18,389[15]

 

二、追讨之路

侵华日军以暴力劫掠广东省营制纸厂的设备,战后理应认罪归还,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日本投降后,我国政府便派出以商震为团长的中国驻日代表团,一方面参加盟军总部的工作,一方面办理日本赔偿和归还我国被劫物资等事宜。1945年秋,我国驻日代表团从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的告密中获悉广东省营制纸厂被劫设备的下落。于是在194686,中国驻日代表团组长吴半农咨请盟军总部,饬令日本政府查复并归还制纸厂全部被劫运的设备。但日本垄断资本家并不会轻易就范的,国策制纸株式会社勇拂工场的主持人南喜一、水野成夫等拿出当年与汪伪政权所签署的购买合同,并向盟军总部诡称:“该批机器当时已属破烂不堪,形同废铁。加之远道到日本,散失甚多。经多方修理补充,始安装起两台锅炉,一台抄纸机及一套制浆设备。从广东省营制纸厂运来的机器仅得256[16]”等等。1947623,中国驻日代表团派员会同盟军总部代表前往勇拂工场实地视察,并得出“日方所报的数字远不止此[17]”的结论后,日方又提出两条解决办法:“一、将机器出让,由日本备价购买;二、中日合作,由双方合股经营[18]”。日方的种种言行根本旨在图赖,其目的就是不愿归还劫抢的机器设备。对此,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当时“广东正在闹纸荒,广东省营制纸厂一切设备的脚塾尚保留完整,要取回原有设备,才能迅速生产纸张备用,任何别的设备不能替代[19]”,所以,及早追回机器,迅速复厂才能解决广东纸荒的问题。

1948223,广东省营制纸厂原厂长刘宝琛和原总工程师陈丕扬带齐由瑞典卡士达厂和捷克斯可达厂复制的原订购清册抵达东京,并展开为期半个月的实在查勘工作。把凡属我方的机器设备一一认明登记,属日方补充者亦予以详细记录,并编汇成《广东省营制纸厂被劫机器物资盘存清册》。由中方代表刘宝琛、陈丕扬、赵如晏;日方代表勇拂工场负责人吉利透、总工程师中静敬三、国策制纸株式社会代表东村阳介共同签字承认。

这次盘点的结果证实日方虚报数额极大。“《清册》列出被劫机器及附属设备2143件,与日方虚报的303件增加了1840件(其中被劫机器844台,被劫附属设备1299件)。此外,又查出被劫电缆、管子、铁轨、残破机件等共重350吨。至于日方补充添置的机器设备、经查勘结果,有机器457台,附属设备590件,总数为1047件,仅约占勇拂工场全部机器设备的三分之一。[20]1948513,盟军总部作出“将日本国策制纸株式会社勇拂工场所劫动的广东省营制纸厂机器设备悉数归还中国政府”的判决。但从该判决作出之日起,日方就不断的进行阴谋破坏,企图阻挠机器设备的归还。他们一方面故意拖延移交,继续开工生产图利,另一方面发动勇拂工场主持人向北海道长官和苫小牧市市长申诉盟军总部处理不公,并联合全厂职工向驻北海道的美军当局请愿,要求收回成命,以免影响工人生活。但都遭到北海道的日本政府和美军当局的拒绝。在上述阴谋无法得逞的情况下,日方又煽动勇拂工场的职工发出反对拆迁的声明,扬言不论任何人到工场拆卸机器,均将予以不利。面对日方的恐吓,我国驻日代表团立即知会盟军总部,并由他们敦促日本政府务必依照原决议执行。随后,日本政府转饬勇拂工场照办,并派警卫人员在现场负责保卫工作。194876,勇拂工场有极不情愿下停工,7日开始拆卸机器设备。1013,勇拂工场须移交的机器设备全部拆卸、装箱完毕,由日本政府委托铁道省派员会同日本通运株式会社负责人,将全部移返机器设备共3624箱,重3721[21]运至北海道南端的室兰港集中存仓。1023,中国招商局派出的“海列”轮装载第一批移返机器设备合共2785件启航回国。113,中国招商局又派出“海赣”轮装载第二批机器共840件回国。11月中旬,“海列”、“海赣”两轮先后驶达黄埔港,时值400多万美元的广东省营制纸厂的机器设备在历经8年的劫难后,终于“合浦珠还”。

 

三、小结

日本侵华给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当时中国众多的城市中刚刚起步的工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日本占领广州之前就对城区进行了狂轰滥炸,大多数工业企业被炸毁,而广东省营制纸厂因为正值安装设备,悬挂瑞典国旗而在历时一年多的轰炸中幸免于难,但却未能逃过后来的浩劫。

日本占领广州后,对广州几乎所有的工业企业进行了海盗式的破坏和劫掠。广东省营制纸厂虽然在轰袭中未遭破坏,但却难逃因设备先进而被劫往日本的命运。抗战胜利后,该厂经过了3年的斗争,艰难地讨回了幸存的设备,但这批设备却由于经过两度拆装、两番远运,早非本来之面目,毁损奇重。由此可见,通过广东省营制纸厂一家企业的劫难记,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野蛮以及对广州工业破坏和摧残,这场战争使广州当时的工业发展有巅峰跌至谷底。

 



[1] 经济统计研究所:《中国工业调查报告》。

[2]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6页。

[3] 汤国良、陈雄等主编:《广州工业四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11月版,第5页。

[4] 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6月版,第303页。

[5] 丁身尊主编:《广东民国史》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4月版,第1020页。

[6] 伍顽立主编:《广东工业》,广东实业公司出版,1947年版,第11-12页。

[7] 同上注,第12页。

[8] 同上注,第12页。

[9] 广州造纸厂:《广纸厂志(第一卷)1932-1957》,198811月(内部资料),第1页。

[10] 同上注,第4页。

[11] 谢英明:《陈济棠主粤时期省营工业概况杂忆》(广州造纸厂内部资料)。

[12] 同上注

[13] 黎寿昌:《侵华日军劫掠广纸设备纪实》(广州造纸厂内部资料)。

[14] 广州造纸厂:《广纸厂志(第一卷)1932-1957》,198811月(内部资料),第5页。

[15] 同上注,第6页。

[16] 同上注,第7页。

[17] 同上注,第7页。

[18] 陈丕扬:《广东省营制纸厂的筹建、被劫和恢复》(广州造纸厂内部资料)。

[19] 谢英明:《广东省营造纸厂机器设备失而复得略证》(广州造纸厂内部资料)。

[20] 广州造纸厂:《广纸厂志(第一卷)1932-1957》,198811月(内部资料),第7页。

[21] 同上,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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