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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雄才绘画艺术略论 刘小翠 尽管国内美术界对于“岭南画派”的提法曾……
战后初期广州难民遣送工作述论

黎淑莹

 

抗日战争是对中华民族血与火的洗礼,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国土被践踏,生灵被涂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为躲避战祸,被迫离开故土家园,辗转流徙,沦为难民。广州是南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华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沦陷后,人口由战前的100120万人迅速锐减为50多万人,达到民国以来广州人口的最低点。在这期间迁徙于川、滇、黔、桂等大后方的难民,为数颇众。战争结束后,绝大数难民又叶落归根,辗转返回故土。大量难民的返乡使得战后广州人口迅速回升,1946年广州人口逾百万,仅次于上海、北平、天津,成为全国人口第四大城市。

在大量的返乡难民中,既有自行返乡的,也有在国民政府救济机构的帮助下返回自己家园的。就战争难民而言,帮助难民返回原籍通常都是在战争结束后由政府或国际机构组织进行,即难民遣送。难民遣送是战后难民救济的首要工作,目前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专题研究涉足者寥寥。现所见只有孙艳魁在其专著《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1 中对抗战胜利后难民的遣送工作做了专门探讨。2他论述了战后难民遣返机构的设立、难民遣返工作的进行,认为国民政府确实在难民的遣返中作了努力,但事实上大部分难民并没有得到资助,其遣返工作实效不大。此外,难民遣送作为国民政府战后救济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论及国民政府战后救济工作的文章中有所涉及。3

以上研究均为全国范围内难民遣送的介绍,目前有关区域性难民遣送问题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作为国民政府在战后浩大的工作,将流徙到大后方的大批难民遣送回籍的研究本应有其地位,但由于战时环境的特殊,人口的变动极少留下相应的记录,资料相当缺乏,给这方面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抗战期间广州的人口数量大起大落,带有十分明显的战时特征,探求其中的变化和影响就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本文将以广州市区为研究空间,以19451947年为时间范围,以来自大后方的难民为研究对象,对战后初期广州难民遣送的方法、进程以及成效等问题的作一探讨。以期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大致廓清战后广州难民返乡的概貌,通过认识这个时期广州社会历史的变动,进而探讨人口变化对区域社会发展进程的深远影响。

一、战后广州的社会状况

“大兵之后,必有大灾”。广州在复员之初,各种秩序仍未恢复,社会政治、经济、财政、金融均处于动乱状态。作为华南的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广州成为本省、临省以及从大后方归来人员的集散地。因此,战后广州人口剧增,加之物价飞涨,民众生活极其困苦。有难民上书广州市社会局:“广州现时赤珠薪贵,有难民等一家数口又无数职业,更无本做小贩,十二万分艰苦。不饿死于抗战时期,或有饿死于胜利之后,所以难民等望救济心切,联各恳请”。4的确,当时的广州城,难民露宿街头随处可见,饿死者日有所闻,整个城市处于饥饿和恐怖的状态。生活的困苦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给刚刚迎来胜利喜悦的人们蒙上了阴影,也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孩子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黑色记忆:

我一直盼望离开广州,去到上海的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害怕每天早上走路去上学,途经的道路和桥梁上挤满了乞丐。老人和孩子伸出枯瘦的双手,露出绝望的表情,许多人手持着小罐,不停地向行人乞讨,甚至像我这样的小女孩也成为他们乞讨的对象。每天早上,我都见到一辆涂着红十字标志的白色卡车从身边驶过,去收殓那些夜里死去的人们无主的遗体。有一次,我亲眼见到两个人走下卡车,抬起两具僵硬的尸体,像丢垃圾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扔入车内,当他们将第三具人体投入死尸堆中时,我看到那个人还没有断气。我完全被吓坏了。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么悲惨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人们的苦难比抗战时还要深重。5

为什么会有这么悲惨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人们的苦难比抗战时还要深重。”孩子的发问折射出战后广州的景况的确令人堪忧。因此,抚辑流亡,安定民心与社会秩序,救济难民与赤贫民众,成为战后广州复员工作的当务之急。194613,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发表讲话,提出战后紧急救济的重要意义:“(一)从人道主义的观点立论,救济难胞是人人良心上应负的义务(二)从社会的观点立论,救济难胞是人人为社会安全,以至自己安全应有的工作(三)从国家的观点立论,救济难胞是爱国精神的表现。是参加建国工作的基本要件,是人人应负的职责(四)从经济的观点立论,救济难胞实在是救人自救,而为从痛痒相关上切谋共存共荣应有的工作。”他号召每一个广州市民竭尽所能,发扬革命策源地的优良传统,热诚为战后广东、广州社会的复苏贡献力量。“广东是革命策源地,我们要在战后紧急救济的伟业上努力捐献,树立风声,在这上头,也作一个示范的爱国行动,领导全国继起实行。广州是广东省会,财富集中,人文荟萃,战后因紧急救济运动,一经发展,必须完全成功,尤望全省各县市随即闻风兴起,革命策源地的光荣,将由此而发扬,建设新广东的大业,将由此而开展,建设新中国以至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伟大工作,亦将由此而加强,这是我们实施战后紧急救济的最大意义”。6

 

二、难民遣送机构的设立

广大难民为了抗战,历经千辛万苦,扶老携幼,奔走流徙,毫无怨言,“其爱国爱军之热诚,真是动天地而泣鬼神”。7战争胜利后,历经艰辛的广大难民理应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帮助。早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就未雨绸缪,做好战后复员的各项准备。1945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以下简称“行总”)在重庆成立。行总是国民政府战后善后救济的主管机构,负责将中国政府拨发的善后救济款项以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资助的救济物资和款项发放给各个地区和民众。10月,“行总”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收复区设立了15个分署,负责开展该地区的善后救济工作。

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以下简称“善救总署广东分署”)负责办理广东省的善后救济事务。面对百废待兴的广东,善救总署广东分署根据难民分布及实际需要,选拔优秀青年干部及各界热心慈善救济人士,组设十一个工作队分布于全省九个行政区。19462月,善救总署广东分署广州区工作队成立,负责办理广州市区及附近之南海、番禺、东莞、顺德、中山、三水、花县、从化、增城、宝安等十县的救济工作。之后,由于广州的人口高度集中,人员流动十分频繁,和其他城镇相比,广州的善后救济任务特别繁重。因此,19465月,善救总署广东分署另组建第一工作队,负责办理南海等十县的救济事宜,广州区工作队则专门负责广州市区的救济工作。

在设立工作队的同时,善救总署广东分署会同广东省政府规定各县、市局一律组织善后救济协会。在广州,组设了广东善后救济审议委员会。该协会归善救总署广东分署及广东省政府监督指挥,并由广州区工作队流动督导。

从组织机构上看,善救总署广东分署广州区工作队属于中央驻地方的救济机构。就地方而言,广州市也组设了负责战后善后救济事务的机构。19464月,鉴于广州市赤贫民众日益增多,社会秩序的混乱令人忧虑。广东省社会处邀集善救总署广东分署,市社会局,市警察局,广东全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省卫生处,市卫生局,省、市党部,省、市青年团,市参议会,市记者工会等机关组织成立了广州市赤贫民众救济委员会,隶属于广东省粮食调节会议。由省社会处李东星兼主任委员,省参议会林翼中兼任副主任委员。设总干事一人,由社会处第三科科长兼任。并由善后救济分署与社会局负责总务组工作,市警察局,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负责管训组工作,省、市青年团,省市党部负责都督组工作。广州市赤贫民众救济委员会以最少之人力,发挥最大之工作效率为原则,分别办理救济的有关业务。

19467月,为提高工作效率,广东善后救济审议委员会认为有集中力量、

统一救济的必要,决议将市赤贫民众救济委员会扩大组织为市难民救济委员会,隶属于广东善后救济审议委员会,继续办理收容救济贫民、难民的工作。由省社会处,省卫生处,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善救总署广东分署,市社会局,市警察局等七个机关的首长共同负责主持。难民救济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仍由省社会处李东星兼任,副主任委员由市社会局局长黄仲榆兼任,设总干事一人,仍由社会处第三科科长曾松友兼任,下设总务、管训、调配、卫生、督导五组,分别由善救总署广东分署、市警察局、市社会局及善救分署广州区工作队、省卫生处、省保安司令部派员任职。各组各置组长1人,组员若干人,办事员若干人。

 

 

三、难民遣送工作的进行

194510月,各分署陆续开始遣送难民。194512月,行总制定了《善

后救济总署遣送难民回籍办法》作为难民遣送的指导性文件,文件将可以被资遣的难民标准定为:

子、  因受战事损害转徙异乡留养于各地难民收容所或其他积极设施者

丑、  携有难民证明文件经调查属实认为确系难民无资回籍者

寅、  经有关机关或依法设立之慈善团体依子、丑两项规定,正式备文造册,

送请遣送之难民,经本署审查认为符合遣送标准者

卯、  技工、艺工、劳工流落异乡现已失业而原籍需要是项供应,自身无力回

籍,经调查属实者。

辰、流亡异乡收入低微而子女超过三人以上,无法取得他种资助,经调查属实者

巳、连续失业六个月无力生活经调查属实,认为有遣送必要者。8

根据这个标准,难民首先向设在重庆、昆明、贵阳、西安等地的难民输送站或当地政府提出申请,由这些机构发给难民登记表并造册听候审查;审查者从中剔除那些不合格者,再确定对符合者采取何种手段进行遣送。之后由有关机关根据当地交通情况斟酌先后,通知难民集合。从集合到遣送的时间不超过十天,在此期间内,发给难民回籍证并收回以前有关机关发给的全部难民证件。9 难民一旦所有条件均符合要求后即得到政府的资助,难民在返乡的过程中主要得到政府两个方面的帮助:一是补贴旅费。即凡由国营公路如渝湘、渝桂、昆桂、陕豫等线返乡的,其车票由行总补贴每公里25 元至30元,返乡者只需自负25元。赤贫难民,由行总发给通行证,完全免费乘车。凡由水路返乡的,则由行总租用汽轮、木船在重庆编队输送到汉口、南京等地,随船还派有医药及管收;二是招待食宿。行总先是在后方难民集中的重庆、贵阳、昆明三地设立“难民疏送站”,按各区生活程度不同,发给返乡难民每人每日膳宿代金 2000 元至3000元。在帮助难民返抵原籍后,“行总”再分别予以安置,或给资遣散,或就地另办救济,或设法使其复业。

在行总统筹的难民遣送工作中,各个分署主要负责本地区难民的遣送和接

运。善救总署广东分署把“输送难民归乡,从事生产,实为战后复员之第一要着”。10194511月开始着手“国内其他省份及本省流离人民之遣送与接运”11的遣送业务,至19474月底奉命结束。广州难民的遣送集中在194511月到1946年年底,可分为两个步骤,首先由善救总署广东分署将大后方的粤籍难民遣送到广州,同时也包括将各地遣送到广州转程的外省籍难民转运。之后,在善救总署广东分署的指导下,广州区工作队协同广州市难民救济委员会具体办理滞留在广州的难民资遣工作,时间集中在19469月至10月。

把难民从大后方接运到广州以及把滞留在广州的外籍难民遣送回籍的工作主要由善救总署广东分署负责,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遣送滞粤台胞回籍。战后滞留在广州的台胞有3924人。从19465月起,善救总署广东分署会同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广东省政府及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从广州分两次雇佣沙班号、沙兴号、宜兴号等输运船台胞回籍,至19461010结束。2、转送华中、华北及东北各省籍难民。此项难民,有原来滞留在广州的,有各地遣送来广州的转程者。原拟定通过陆路遣送,但由于沪粤航线和粤汉铁路均未通畅,后善救总署广东分署包雇专输及时雇用总署公路运输处(CHT)汽车,分循海、陆两路,将外省籍难民,直运上海。其最后一批于19469月中旬输送完毕。3、接运粤籍难民回籍。战时迁徙川、滇、黔、桂之粤籍难民,为数颇众。善救总署广东分署设立西江难民输送站专办接运来粤难民事宜。共办理了经广西返广东或经过广州转赴华中、华北、东北各省的难民,共计6766人。此外,粤籍难民之流徙于省内以及其他省份的人数众多。此项难民接运工作,由驻各地工作队及各县善后救济协会,就近负责办理,设输送站接送难民。12各工作队在广州、梧州、肇庆、曲江、坪石、南雄、海南、台山、湛江、惠州等地设立输送站,所有各地难民、难侨无力回籍者,先由就近各输送站送来广州,然后由善救总署广东分署觅雇运输车辆、船只,遣送回乡。

在这个步骤中难民遣送的方法主要有:1、在交通要地设立输送站。12月,善救总署广东分署在广西梧州设立西江难民输送站,专办接运来粤难民事宜。后因广西分署在梧州设立难民输运站,且又奉令接运难民不得越境设站,并为节省费用,19466月将西江难民运输站撤销。2、通过陆路或水路遣送。陆路主要通过沪粤航线和粤汉铁路遣送,将难民遣送到上海或武汉再转程。水路则通过近海、珠江、西江、北江、东江,雇用电轮、拖船从梧州、柳州输送难民。难民可以申请免费乘船,难民由当地省、县、市政府警察局出示证明,之后持证到交通部珠江区航政局换领免费乘船证。13

从各地归来的难民集中在广州,解决他们的吃饭、穿衣、住宿等基本生存问题给广州的救济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同时政府的临时收容和救济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出现一些周边无业之人放弃农业生产,相继来到广州请求政府救济的现象。因此广东善后救济审议会提案“积极资遣难民归乡以利于农业生产”,建议由难民救济会统筹办理资遣难民回乡的事务。凡是滞留善后救济署广州区工作队及难民会收容所的难民或贫民应即举行回籍登记,按照其籍属予以编队,指定其中一人为队长。为保证难民顺利到达目的地,难民无论乘车船或步行,均由统办机关派员护送离境。发给难民归乡证,待难民拿到归乡证之后,其留市一切证件应一律缴销。如果故意延迟不归乡者,各救济机关不再予以救济。此外,根据路途远近,发给难民每日发食米2,茶水副食费500元。14

随着要将滞留在广州的难民尽快遣散回藉的呼声越来越高,1946824,善救总署广东分署会同各个机关召开的计划疏送难民座谈会决定“一切遣散详细办法由工作队负责办理……拟请陆军六十四师执行”15。随即陆军六十四师派出政工人员到各个贫民宿舍调查、劝导,并作登记发给归乡证。工作队准备归乡证正副本各一证,证上均贴有相片,藉此鉴别。9月中旬,因难民救济委员会即将结束使命,但收容的难民仍未遣送,遂与善后分署广州区工作队洽商资遣办法,两者磋商后决定“遣散留市难民归乡的工作由难民救济委员会设科(组)办理”。遣散对象为“无住址之失业赤贫市民及各公私立慈善救济机关收容之贫苦难民。”“所称无住址之失业赤贫市民,应按照先行警察区分别调查登记,并策动市内各属同乡会协助。所称救济机关收容之难民由本会呈请广东省政府转令各慈善机关将回籍难民列册送会办理。”难民可以申请免费或半费乘坐船、车。16919日起即开始实行,1025遣送结束,共资遣难民回籍共计5494人。17所有江苏、浙江、广西、湖南各省及粤省西江、南路、北江、东江与广州城附近各县的难民,均分别资遣回籍,但仍有209名无家可归无法疏散之孤儿、老人。后将残疾及六十岁以上无依老人102人送省社会处救济院安老所、残疾教养所收容救济,孤儿107人由善救总署广东署转送社会处广东第一育幼院收容救济。18

遣送难民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19466月,广东省社会处处长李东星发布训令,“积极发动本市乡同乡会筹组遣送难民回籍运动”,19联合社会的力量,更好更快地把滞留在广州的难民遣送回乡。各个同乡会组设“广州市某某县同乡会难民回籍遣送会”办理难民登记、输送、交通指导、发给证明书等一切事宜。同乡会遣送难民回籍时要列具名单呈报给各地方政府,以便优先获得救济款物项。难民回籍要乘搭舟车,由同乡会商请来往各地舟车公司准予免费或半费,或者呈请社会局发函给各有关交通机关予以便利。资遣难民回籍所需川资由各同乡会自行筹措,同乡会可以发动留省同乡募捐,必要时呈请广东善后救济分署资助。20

 

四、广州难民遣送工作的评价

广州难民的遣送工作194511月开始,到19475月奉命结束。但由于广州难民的遣送属于善救总署广东分署难民遣送业务中的一部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广州的难民遣送数量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我们只能从现有资料中进行大致的估算。作为善救总署广东分署的最主要成员,假设广州区工作队的遣送工作进程与效率和善救总署广东分署完全一致,那么在同一个时段,两者遣送的人数应是同一比例。善救总署广东分署自194511月到19475月共遣送本国难民6329621,设为a;其中19465月至19474月共协助44577名流离难民返乡,设为b。广州区工作队从19465月至194611月底,“计共送离广州难民二万二千二百人”22.;从194611月至19474月止,“所遣送之难民计共男女壹千叁佰余人”。2319465月至19474月止遣离广州的难民共23500人,设为d,将我们要估算的194511月到19475月遣离广州的难民数量设为x.。按照b:a=c:x比例换算,则计算出194511月到19475月遣离广州的难民约33368人。

从这个数量看,广州有大约3万名难民得到政府资助,这与广州的难民数量相比仅仅是少数,绝多数难民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我们认为原因之一是难民的标准太苛刻,大部分难民无法达到要求。原因之二是难民遣送机构设立的时间短。原因之三是遣送机构的组织及编制不合理,冗员太多,层级关系复杂,工作效率低下。

的确,广州行政机关的工作效能令人怀疑,连国民党人张发奎都感叹“而我们行政能力之低能与社会人心之腐败,也于胜利不久之际,全部暴露无遗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奸莠乘机抢掠,加上接受情形的紊乱,和混水摸鱼的贪污罪行,真令我感到我们虽赢得了胜利,但我们先哲留下来的羞耻观念,却已经荡然无存了。”24事实上,当时的救济办法,是属于临时紧急救济的性质,并不打算长期收容及作如何善后的计划,在遣送的进程以及遣送之后均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有部分难民不愿意返回原籍,市警察局在检查贫民宿舍时就发现,“查各宿舍间有逃避回籍者”,也有“已被遣返乡而潜回本市者,不愿迁出”。25还有难民被遣送回乡之后,无以为业,他们又返回广州等等问题。正如业内人士所述,“这许多难民回籍后,是否救可以解决了生活?试想频年征战,田园荒芜,庐舍为墟,一旦回籍,又将何以谋生?万一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是否影响社会治安?即使不至如此,亦必将继续其难民生活,流浪乞食,遣而复返,救济机关又将如何处置?我们就整个社会救济方略而言,深感这个临时收容难民的办法,未免过于消极,既未策动他们致力于垦荒耕种等生产事业,又未有开办工厂或公共事业以吸收彼此劳力,更未教以习艺,训练其生活技能,徒然把九百吨物资给他们坐食半年,他们来时是难民,去时又是难民,消极救济的成效如此,实在不无遗憾”26

作为执政党,国民党政府担负起了难民遣送的工作,但当时的国民党在忙着和共产党打内战,需要把大量的经费、物资、交通工具和精力用于运兵运饷,对于难民遣送的重要工作,只是应付门面,草草了事,至于能够资助多少难民也就无暇考虑。内战一起,人民又再次陷入战争的深渊,善后救济的成效也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i]1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孙艳魁在《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中,将战后政府帮助难民返回原籍称之为“难民遣返”。而在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有关业务报告中均将此行为称之为“难民遣送”,同时本人认为“难民遣送”一词比“难民遣返”更具人性化,因此文中采用“难民遣送”的提法,实和“难民遣返”为同一意义。

3赵刚印:《19451947年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述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3期。张志永:《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收复区善后救济工作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3期。周蕴蓉:《战后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江汉论坛》2004年第3期。

4《呈请普遍救济以惠难民由》,广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04457,第111页。

5李浈:《花开梦怀》,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6《战后紧急救济的重要意义——一月三日罗主席广播词》,《广东省政府公报》,还治复刊第十二号。

7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记》,耀群烫金印务公司1981年版,第79页。

8《善后救济总署遣送难民回籍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21全宗437案卷。转引自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第282页。

9《善后救济总署遣送难民回籍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21全宗437案卷。转引自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第284页。

10《为本署决先在梧州至广州一线雇船免费输送难民归乡经派人员赶往办理》,广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402)-(48011),第14页。

11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编:《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业务总报告》,194710月。

12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编译室编 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三十五年度业务报告》,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9126

13《广东省政府代电》,广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7178

14《广东善后救济审议会提案》,广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04462

15《为呈报商遣散难民回籍经过请核由》,广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402)-4100,第45页。

16 《广州市难民救济委员会遣散留市难民归乡办法要则》, 广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04475,第288289页。

17资料来源:《广州市难民救济委员会工作报告》,广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044741946919,花县,492人;923,三水74人,鹤山,138人;928,江西2人,浙江3人,福建6人,江苏8人;102,三水218人,鹤山163人,中山56人;107,潮汕2人;1012,广西77人,高要149人,云浮29人,罗定116人,新兴14人,德庆5人,郁南4人;1014,恩平19人,开平78人,新会158人,台山114人,阳江6人;1015,四会45人,广宁14人;1017,清远180人,曲江17人,连县2人,南雄4人,英德6人,翁源4人,乐昌5人,阳山1人;佛山23人;湖南4人;1018,惠州38人,博罗3人,老隆7人,龙门7人;龙川65人;1021,东莞90人,增城1人,宝安22人,香港7人,澳门1人;1022,澄海19人,汕头4人,潮州29人,从化2人,连县2人,梅县8人,兴宁20人,大埔2人,顺德300人;1024,番禺989人;1025,南海1349人,共计5494人。

18广东省政府社会处编印:《广州市赤贫民众(难民)救济委员会工作概况》,19471月。

19《为策动本市各同乡会筹款遣送难民回籍运动仰送办理具报由》,广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04462

20《广州市政府社会局策动各同乡会遣送难民回籍运动实施办法》,广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04495

21《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业务总报告》,194710月。

22《各工作队及所属各机关工作报告纪要》,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编:《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工作讨论会会议记录》。

23《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广州区工作队工作报告》,194611月。

24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记》,第79页。

25《广州市警察局训令》,广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84212,第8页。

26周国彬:《广州资遣难民工作之检讨》,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0辑,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五),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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