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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论革命青年的素养

邢淑霞

恽代英(1895——1931),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曾在《新青年》、《端风》、《青年进步》、《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大量文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五四”运动时,为武汉爱国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带领互助社等青年团体的学生写宣言,发传单,创办学生周刊,领导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调查并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之后,开始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由信奉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及其学说、唯物史观、布尔什维克、劳动问题。先后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创办《中国青年》,任主编;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历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青年部部长、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主任教官;出席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领导了南昌暴动、广州起义。因叛徒出卖,于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监狱中被国民党政府杀害。牺牲前写下了“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不朽诗篇。对于恽代英光辉的一生,周恩来曾作出过高度评价:“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1]

恽代英始终认为,青年是革命的力量。因为青年的感情丰富,气性热烈,他们不知道隐忍羞辱,他们不知道躲避危险。所以他们见到应当革命,便会勇猛的为革命而奋斗。[2]作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3],恽代英在70多年以前关于革命青年素养的论述,至今仍闪耀着熠熠的思想光辉,亦不乏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


    恽代英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宣传家之一。他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经营《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等著作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吸引了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和群众,使他们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4]。他曾对青年们说:“马克思的理论号召人们展开阶级斗争。”“一切阶级战争都是政治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现代社会主义一个科学根据,告诉人们:将来的那个黄金世界的理想,是这场伟大热烈的战争的终点,这是革命者的历史使命。”“望在座诸位,从现在起,也应该做好准备,随时投入可能在中国出现的阶级战争。我相信,正如马克思所反复强调的:经过这场斗争,人们失去的只能是颈上的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5]恽代英认为,革命青年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原理,就会懂得用工会、罢工,用阶级战争的方法去推倒资本家;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建设一个为社会服务的大团体,“循着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天国’”[6]。因此,我们“应该把什么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进化原理等过细地研究一番,以作为我们努力的指南针”[7]。

二、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勇敢牺牲的精神

恽代英认为,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勇敢牺牲的精神是革命青年必备的素质。他针对当时的一些青年抱着或因经济所迫、或因婚姻所累、或因职业无着的不同动机而投报军校,明确指出: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未得多数农工平民信仰拥护以前”、在“还未能教育民众认识他们自己利益以前”,革命是不算成功的。[8]信仰能引人向上,能使怯者勇、弱者强、散漫者精进、燥乱者恬静[9],故号召革命青年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他高度称赞廖仲恺先生就是一个信念坚定、堪称国民党诸领袖中间最急进最不妥协的斗士、忠诚勇敢的民族革命的前驱者。他说:先生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惟日孜孜的尽力于农工运动,反对一切压迫贫农的地主,反对一切压迫苦工的资本家,反对一切冒名革命蹂躏人民的军阀;尽管因为这受了许多疑怨毁谤,却只是埋着头做上去,直至被杀于反革命派的手中。他疾呼:革命的青年!勇敢些罢!反革命派有他们的鬼鬼祟祟的计谋,我们有我们的堂堂正正的战斗![10]革命的青年!不要把“妇人之仁”误了我们的事体!我们应当严压一切反革命派,毫无顾惜的扫除一切反革命派!我们在一切反革命势力之下奋斗的革命同志们,性命都悬在这些反革命派手里,只要不肯舍弃革命的工作,便没有我们妥协回翔的余地啊![11]

同时,他还告诫青年们:“不要只知把眼光注射到某一地某一校学潮的胜败”,“应当在每一个学潮中间,使学生群众更觉醒,使他们更认识革命运动之重要。无论学潮的结果是胜利或是失败,我们应当更注意于推进革命运动,我们要使革命的潮流更高,更可以使一切被压迫的人都觉醒过来,以完成中国的大革命。”[12]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分子,都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为了解决自己与社会的痛苦,应该不惜牺牲一切为这一革命的主义而奋斗。[13]

三、要有革命斗争的策略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斗争的旋涡里进行革命工作,斗争策略和技巧也是革命青年必须具备的。作为革命青年的领袖,恽代英是非常重视革命斗争的策略和技巧的,并且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比如说:阶级还存在,就仍然有阶级斗争,但“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农工阶级还不好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来,虽然是阶级斗争,一方面仍要不防害各阶级的联合战线,这样国民革命才能成功。”[14]“组织工会不应轻易罢工”,“每一次罢工均须估量敌人的实力”[15]“在有成功把握时,罢工的进行与他的胜利,亦可以引起工人团结的热心。所以罢工亦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亦不一定是要在不得已的时候),总之要估量敌人实力以定我们攻守的策略。”[16] “一切运动的策略,须经过多数人的考虑计议”。[17]他还说:现在有很多人都知道要求革命了,但是却不知怎样进行革命运动?有些性急的青年,或去运动军队,或去运动土匪,或去运动流氓,或去运动各种秘密团体,或愿意去抛炸弹、行暗杀,看似很勇敢的。但是结果呢,不是自己同流合污于兵匪,就是帮了人家升官发财,却找不出地方可以实现万分之一的他自己的理想[18]。因此,“一切热心革命的人,最要是发展革命党,而且联合世界革命的势力。不肯向这一方面做的,无论他如何性急勇敢,总于革命的前途不生关系”。[19]

四、要有革命的群众观念

恽代英说:“革命是要靠群众的力量的。除了使群众都接受革命的宣传,没有法子扩大革命的力量而促其成功。”为此,他疾呼:每一个真正觉悟了的青年,都不应当离开了他周围的群众!真正觉悟的青年应当舍身到最黑暗的地方;只有最黑暗的地方,需要你们的觉悟的光明,为昏迷的群众照耀出他们所应当走的途径。[20]革命运动需要革命的积极分子来发动,那么,怎样在各种民众中去找出这样的分子?怎样训练这样的分子使他们更有能力?怎样督促这些分子使他们能号召指挥更多更有力的群众?恽代英认为“这便是最切实最重要的革命工作了”。因此,他主张:应当把“为农民、工人、妇女、青年作种种可以帮助他们的事,或为他们组织各种普泛的团体以联络他们的感情;对于感情比较融洽的人,就他本身的利害问题,宣传革命的意义与其必要。”[21]他在给胡默然的信中谈到:要研究群众心理、利用群众特点进行革命,是修养革命家的品性。[22]在回答《中国青年》读者的信中,他还进一步提到:我们作农村运动存有两个误点:“(第一)我们不知道因势利导的道理.不问农民的心理,而只知逞我们个人的理想。例如我们对于农民自身所发生的各种问题与运动,完全不曾注意,而偏要在“打菩萨”,“放小脚”这些做不通的事情上面,不顾惹出多大的困难与反感,一味冒昧地去进行。共实我们只要真能为农民的利益而奋斗,菩萨与小脚,并不能妨害我们得着他们的同情:不然,便命我们埋怨菩萨与小脚,亦永不会有成效。(第二)我们不曾审量农民的地位与实力,一味引他们去作反抗的运动。这种结果,使有些比较怯弱的农民不敢接近我们,而浮躁的又容易失败。”[23]由此可见,恽代英所主张的群众观念就是要依靠群众力量、研究群众特点、尊重群众创造,为群众群众谋利益,这不仅是革命青年修养的品性,也是革命胜利的条件。

五、要有革命的纪律性

恽代英认为,纪律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要有党纪、军要有军纪;要通过政治教育,使每个同志要服从党纪;要通过军事教育,使每个同志要服从军纪。只有这样,才能“在党的指导之下与中国民族的仇敌作战”,才能“为党的主义有切实把握能够杀敌致果”。[24]他进一步分析说:由于中国一面有许多无革命觉悟,不知主义为何事的腐败分子,一方面又有许多富于无政府主义思想,不知纪律为何事的浪漫青年,再加上社会上很流行的偷惰狡猾的习气,所以无论在甚么地方都不易造出一种很集中有力革命势力。这种心理影响十分危险,不得不改变。[25]在对黄埔学生的演讲时,恽代英针对一些革命青年所暴露的矜夸骄傲、暮气十足、自由散漫等缺点,明确指出:“自由讲得太随便了,亦容易造出一些不正确的观念……我们要的是四万万人的自由,……基于党的利益上,基于革命的利益上,我们不但不能比四万万人享受多一分一毫的自由,我们并且要绝对地遵守纪律……违背了党的主义,是反革命,是我们的敌人;不遵守纪律,也一样是反革命,亦一样是我们的敌人”。[26]他还说:“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分子,应“守严格的纪律,受严格的训练”。[27]

六、要有革命的知识和能力

恽代英本人是一个很爱学习、知识丰富的理论家。他对革命青年的学习、提高非常重视。首先,他强调革命青年要学习社会科学。对他说:我们的社会“要破坏,需要社会科学,要建设,仍需要社会科学”。[28]在具体论述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时,他提出第一要学习“法政知识”。他说:“我们终少不了要政治,便少不了要运用政治的知识技术。中国不是能让他紊乱而长此终古的。怎样运用政治以救中国,如何是可以不学的事?一个死的机械,我们都知不能不学而运用他;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政治组织,倒反可以不学便运用他么?……民治的国家,人民的政治知识比一切还要紧。”[29]所以“我想到如何传播这样的知识给国民,实在要紧得很。”[30]他一生为普及政治知识而不遗余力。他认为第二要学习的是经济知识。恽代英指出:我们必须注意了解“中国人所受经济侵略的势力,与中国人以后应从经济上求脱离外人的束缚”。 “吾人必须在经济上得着独立,中华民族乃能独立,中华民族的精神,乃得完全恢复常态”。[31] “要求经济的独立,终必须经过一番政治革命。但我以为必须认清这个政治革命,完全是为经济独立去障碍的法子。政治革命如何能成功是一个问题。成功了如何才能求经济的独立,更是一个重大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对付外国经济侵略,还是在政治革命进程中要经营各种事业,都必须要有经济的知识。他说:“能了解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以指导国民行动的人才。是善于运用国家政权的人才。”[32]第三要研究和学习的就是历史、文学。学习历史,要在革命的历史上下功夫。他说:“政治革命必须在古今中外革命历史上,去作一番归纳的研究,而寻出中国今日可用的法则。恶势力的强大的普遍,是不足怕的。古今中外从这种情况下,成功革命的,不知道多少。”[33]因为有些文学能够“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34]因此,对革命青年的意义同样是大的。他认为,救国要从情理两方面用力。“用历史、文学的教育,发达国民对国家的感情,使他们在理既觉得必须为国家奋斗,在情亦不能自禁其起而为国家奋斗”。[35]其次,他主张革命青年要学会学习,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作时事与社会改造理论与办法的研究,诸如(一)记述时事或社会状况的杂志报章 、(二)纪载各国革命或阶级斗争的历史或书报、 (三)经济原理与经济史观的书籍 、 (四)心理与群众心理的书籍 、(五)国内与国际重要的立法与行政 、(六)各种社会主义家的理论与进行计划等都可作为研究和学习事项。[36]

七、革命青年要有社会修养

他认为:“欲改良社会,以建设社会事业,……舍修养国人之社会性,更无由也”。[37]为此,他提出了修养社会性不可不注意的八端,也称为八德。这八德是:公德,公心,诚心,谨慎,谦虚,服从,礼貌,利他。他分别就此八端作了叙述:(一)公德 ,即“ 吾人欲从事于公共之事业,则当视公共之事业,如己之事业。公共事业之成败,如已之成败。” (二)公心,即“吾人欲从事于社会事业,不但当有履行形式的公德之义务也,于履行此公德时,又必以大公无我之心将之。” (三)诚心,即“吾人欲与他人协力以成事,则必望他人以至诚为吾协力。欲使他人以至诚为吾协力,吾必先有至诚之心,以感发之。”[38](四)谨慎,即“社会勇业,非人人所能办,非无才具无涵养之人所能办也。”“吾人苟欲为社会事业,则当认清社会事业为一种之事业,如吾人作工营商之为一种事业然”。“此等事业,均当以精密之计划,详慎之手续从事之,方能责其成功,社会事业亦犹是也。真有志于社会事业者,当随时守其谨慎之德,而作始尤甚。”[39](五)谦虚,即“为社会事业,与一般事业无异,必守吾人谦虚之德,乃能日进光大之城。满招损,谦受益,此天地之常经,无论在何方面,皆可验其不诬。”“凡有可以玉之于成者,无论何等之批评,皆欢然以受之,苟无关于成败者,无论其为毁为誉,皆漫然以应之。”[40]他在黄埔军校《告第一补充师见习诸同志》一文中说:“我们在外面去做事,一切都要谦恭谨慎,越是勇敢革命的人越要主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不好很随便地说人家的坏话,更不好很随便的把这些话公布出来”。[41]

 (六)服从,即服从真理,服从应服从之事,服从多数人的意思。他说:“吾人社会团结之不强固,一般国民无服从之性格,亦为最大之原因。吾人非不服从,但知服从权力。” [42](七)礼貌,他认为“吾人为公共事业,礼貌亦不可缺乏之条件”,“人类之所以进为社会,由于其社会中人,各能自相约束。”“礼貌者,即自相约束之表现也”。“人类交际中,非礼貌,无以节约欲感通达情意”。[43](八)利他,他认为吾国人好居重要之地位而又不能为负责之人。而“真正志士者心目中止知有事业,不知有地位”。当然,“为促其事业之成功计,务求共事者诚心以与之协力,欲使之协力,则不能不取较有利之地位或机会供献之,以为之酬报。非谓真正志士,必自视为君子,而视人为小人,因以利诱之也。”[44]恽代英所说利他,是指对待事业与地位的关系。

此外恽代英特别强调革命青年要“力行”,表明了他的唯物主义倾向。他反对空谈,反对无休止的争辩,提倡“力行”。他批评了“一般自命为爱国之士者,但好口说争辩,而不实行,或实行而不切实、不勇猛之过。”提出“吾等今日必须超然跳出口说争辩之范围,凡自见可以救国者实行之,切实而勇猛以实行之,非此不足以救中国”[45]。很显然,他的“力行”观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足见恽代英关于革命青年素养的论述是全面的、深刻的,对鼓舞青年投身革命、消除迷茫起了很大作用。这些精辟论述,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重温这一光辉思想,既是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也是对我们今天事业的忠诚。



[1]周恩来同志为纪念恽代英殉难十九周年的题词,转引《黄埔军校名人传略(第一卷)》,第16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

[2]《恽代英文集》(上卷),第45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3] 周恩来同志为纪念恽代英殉难十九周年的题词。《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

[4] 田子渝等《恽代英传记》,第4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

[5] 张羽、铁凤著《恽代英传》,第216、21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8月版。

[6] 张羽、铁凤著《恽代英传》,第22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8月版。

[7]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511页。

[8] 恽代英《来鸿去燕录》,第173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9]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44页。

[10]《恽代英文集》(下卷),第71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11] 《恽代英文集》(下卷),第718页。

[12] 《恽代英文集》(下卷),第740页。

[13] 《恽代英文集》(下卷),第839、840页。

[14] 《恽代英文集》(下卷),第838页。

[15]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566页。

[16]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567页。

[17]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502页。

[18]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594页。

[19]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596页。

[20] 《恽代英文集》(下卷),第742页。

[21]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595页。

[22]  恽代英《来鸿去燕录》,第86页。

[23]  恽代英《来鸿去燕录》,第165页。

[24] 《恽代英文集》(下卷),第797页。

[25] 《恽代英文集》(下卷),第799页。

[26] 《黄埔日刊》,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一日,第四版。

[27] 《恽代英文集》(下卷),第841页。

[28]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388页。

[29]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403页。

[30]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403页。

[31]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405页。

[32]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402页。

[33]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408页。

[34]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390页。

[35]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412页。

[36]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366、367页。

[37]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27页。

[38]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29页。

[39]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29、30页。

[40]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30页。

[41] 《黄埔日刊》,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第四版。

[42]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31页。

[43]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32页。

[44]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32页。

[45] 《恽代英文集》第6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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