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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信仰问题

黎淑莹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它的兴盛衰落始终与国共两党的亲疏离合密切相关。多年来,学术界对黄埔军校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却忽视了黄埔军校信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使得国共合作创办起来的军校在意识形态上难于获得合理的解释,也无法找到军校内部显现出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与合作现象的根源。

作为国共合作创办起来的军校,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国共不同性质的两党在合作过程中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分歧。随着孙中山逝世绝对权威的消失,国共两党的关系陷入了一种极其微妙并且危险的境地。[①]在军校内部则主要表现为以信仰不同为由引发的学生之间的派别争斗,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对峙为高潮。1926年4月由于两会冲突的激化影响了校内同学间的团结和学校的稳定,两会相继被解散,成立黄埔同学会,之后信仰和主义的直接碰撞被掩盖起来直至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由于资料所限,本文将信仰问题的考察界定为1924-1926年前后,即第1-4期黄埔军校的初创时期。

一、黄埔军校信仰问题的由来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著名的开学演说,表示要把黄埔军校的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军,进入黄埔军校的学生“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②]

黄埔军校办学的目的既然是培养富有革命战斗精神的军人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所以在招收学生时必然经过一番细密的选择,对国民党的主义和精神有相当了解的人才会被录取。在思想上,“能了解国民革命速须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或接受本党主义之思想。”通过“用口试法,观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 在组织上,有本党党员介绍,全体加入中国国民党。[③]

作为国民党改组后第一年最重要的基础设施。[④]部分学生在入校之前已经加入国民党,没有入党的也集中在5、6月集体入党。“第一次上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大家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参加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都成了青一色的党员了,后来一些同志都把这件事情当笑话说。”[⑤]在填写入党申请书上入党介绍人时廖党代表说:“你们对于队上的官长和同学,可能不知道谁已经入党,那就写校长和我也可以。我们两人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入党申请书填好交上去,经校长办公室审阅后,过了几天就全体集合举行入党宣誓仪式。[⑥]可见,尽管国民党在改组后规定,凡是国民党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发给党证,” [⑦]但仍然存在着像黄埔军校学生一样经过简单的程序便集体入党的现象。这种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考察便集体入党的情况,似有急功近利之嫌,难于避免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的现象,给投机分子敞开了方便之门,给国民党和黄埔军校的组织管理留下了隐患。

进入黄埔军校的学生大多是18—25岁之间,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知识青年朝气蓬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尤其是五四以后他们在思想上表现出尊西崇新的心态,“现在的一般青年,未免也太爱时髦了……不谈政治而已,一谈政治,至少也要共产主义,再不然,还要无政府主义。”[⑧]而当时,“孙中山声称其‘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时,自某种意义上即是为了迎合五四新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或者说是为了将当时知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崇拜,吸引和转移到对其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⑨]罗志田先生在研究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的招牌在那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尽管各派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实际内涵可能相差甚远。[⑩]对社会主义的崇拜成为当时知识青年的社会时尚。在黄埔军校内一般员生的思想“于国民革命完成之后,大约都有一个转入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五四”以后一班人——就象我这样算不上先进、比较落后的人都有的。”[11]是否信仰共产主义成为了区分青年“落后”和“先进”的标识之一。然而,就目前我们看到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学调查表[12]中显示出来的学生信仰的最初状态,却无法看到表明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而看到学生入校时信仰的多样化以及在信仰问题上无所适从的心态。

黄埔军校一期生的宗教信仰状况

宗教类别

无宗教

孔教

基督教

耶稣教

儒教

有(无名称)

同善社

人数

456

20

17

5

6

6

2

宗教类别

三民主义

新儒教

佛教

天主教

孟教

孔教会

道教

人数

5

1

1

2

1

1

1

(资料来源: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7辑567——570册,文海出版社。转引自赵金康:《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入校简况》,《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

表格中的统计数字显示有456名学生持无宗教观点, 32人信仰儒教、孔教等中国传统宗教,25人信仰基督教、耶稣教等外来宗教,这表明军校让绝大部分学生接受三民主义的信仰后迅速成长成为可能。当然,仅仅就表格显示出来的信息来考察学生的思想信仰问题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信仰作为意识形态具有变化的不确定性,且每个人填写表格时对“何为宗教信仰”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这些统计数字并不足于反映学生真实的思想状态,然而它还是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些信息,尤其是考察“信仰三民主义”的学生的具体情况更会给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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