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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兴 樑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特点之一,是用“武装的革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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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日刊》考析

樊 雄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先后出版的报刊杂志有十多种之多,这些刊物,围绕着反帝反封建的主题,生动而真实地谱写了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的历史篇章。在黄埔军校的出版刊物中,《黄埔日刊》发行的历史最为悠久、发行区域最广、发行量最高、影响十分强烈,从而成为了黄埔军校机关报。迁校南京后,该报继续发行。由于现存资料的局限性,目前学术界对《黄埔日刊》的研究十分有限,与对黄埔军校政治体制、军事教育、人物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幸的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征集到《黄埔日刊》(原件)共八十三期,数量之多,在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省首屈一指,这些沉寂了几十年的原始资料,经文物专家核定,认为它“极其珍贵,价值极高”,正式确定其为国家二级文物,成为国内外研究黄埔军校史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资料。近来笔者读《黄埔日刊》颇有些收获,发表此文,旨在抛砖引玉。

一、《黄埔日刊》的来历

《黄埔日刊》创刊于1926年5月25日,它与《壁报》、《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是一脉相承的。

早在1927年的黄埔军校,师生们就已经开始了有关《壁报》与《士兵之友》(或者《士兵生活》)的关系的争论,并各持已见,众说纷纭。综合起来大概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哲渊,他在《本刊历史》一文中写到:“我是十四年冬来黄埔的,……姑且照着沈同志(注:廿五区队,沈炽昌)说的及我经过来的,可把日刊作四个时期,第一‘士兵之友’,第二‘壁报’,第三‘国民革命军事政治学校日刊’,第四才是‘黄埔日刊’。”[1]持另一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刘子清,他认为《壁报》“到了十二月间,便加上了‘士兵之友’四个比较大一点的字。因而也有人把该报称为“士兵之友”或“士兵生活”[2]。在他们的争论中,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大家因为都没有保存有《士兵之友》,所谓眼见为实,因而谁也说服不了谁,各持已见。然而哲渊又是在他人争论的基础之上,再加上自己主观判断,因而,可信度不高。在阅读了大量的《黄埔日刊》及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大量出版刊物之后,我比较认同后一种说法,那就是《壁报》又称为《士兵之友》,创刊于1924年11月,是在黄埔军校最早的刊物。

“十三年十一月,周恩来先生继任本部主任。”[3]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增设了指导、编纂、秘书三股,王逸常回忆说:“他提议政治部要做好三项工作……,其二是建立‘青年军人联合会’,出油印壁报《士兵之友》。[4]”《壁报》的主要编辑是杨其纲、洪剑雄。杨其纲,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3年由何子静、贾行青介绍加入国民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李立三、王法勤、于树德、于方舟推荐投考黄埔军校。毕业后,任军校政治部干事,“参与编辑出版军校壁报《士兵之友》”[5],后担任政治部编纂股主任。洪剑雄,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毕业,国民革命军一军十四师政治部主任,“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四月考入黄埔军校,11月毕业,留本校政治部工作。”[6]担任了《壁报》的编辑工作,“可称为编辑军中壁报之第一人”[7]。由于军校刚刚创办,办学经费十分匮乏,在印刷器材方面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该报仅仅用油印,手工印刷而成,版面模糊,一星期或半星期才出一小张,内容非常简单,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1926年3月1日,为适应形势的发展,集中统一培养军事政治人材,黄埔军校将国民革命军各军开办的军事学校合并起来,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3月3日,《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呼之即出,《壁报》在经历了一年又四个月后停办。

《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每日两大版,“革命之路”一栏占两大版中的四分之一,其它通讯、启事等占有不少篇幅,但对于国内外的重要新闻,只有零碎的简短的记载。当时,该报发行局限性很大,主要在校内发行。“但是,时务的要求,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它一天发育一天,到了第六十八期(1926年5月26日),它便扩充篇幅到四大版,又以原来的名称太长了,故改称为《黄埔日刊》。”[8]更名后,报纸序列号延续,在刊头上,除本报名称做了改变外,期刊号的表示也有小小的改变,由原来的“第回”,改为“第号”,当时人们把《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看成是《黄埔日刊》的小名,1926年3月3日,则被人们认定为《黄埔日刊》的创刊日。到了1927年3月3日,为纪念日刊创刊一周年,特出版了“纪念《黄埔日刊》创刊一周年特号”,特刊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本刊是黄埔精神的结晶,它要以真确的革命理论,指导黄埔一万数千武装的革命青年去和敌人决战;它并要引导一般民众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军校当时的教育长方鼎英称赞《黄埔日刊》是“革命洪钟”,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题字:“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呼声,革命军人之道路。”,他们对《黄埔日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黄埔日刊》为国民革命做出的杰出贡献给予了肯定。在长洲岛上,《黄埔日刊》从创刊到1927年11月30日共发行了472期,1928年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加紧了军校由广州黄埔迁往南京的各项工作,3月6日举行了南京本校的开学典礼,《黄埔日刊》继续发行,刊物名称依旧,但发行期号则从1号重新开始,到1929年10月22日,已发行到了第349号,发行处由原来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出版”改为“黄埔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

二、《黄埔日刊》初期的编辑们

《黄埔日刊》是由当时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出版发行的,是一份革命性很强的军人刊物。“初期的编辑委员会,由军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安体诚任主编,宣传股长宋云彬、李逸名等任委员,[9]” 编委全部是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熊雄、方鼎英、罗懋其等是主要撰稿人。

安体诚,字存斋,笔名存真,1922年由李大钊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坚定的革命战士。1926年国民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安体诚同志应黄埔军官学校之聘,担任该校教官,并担任宣传科科长,担任《黄埔日刊》的主编,并且在校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当时,他受广州很多人民团体的委托,草拟对时局的宣言、通电和文告。安体诚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据在同一时期担任编辑的李逸民回忆:“安体诚同志常常晚上陪我们看过大样才走,等大样出来时,天已快亮了。……所以《黄埔日刊》很少出现大的纰漏。[10]”1927年,蒋介石叛变,国民党在广州进行“清党”,安体诚按共产党指示,转移到上海,不幸被国民党特务在法租界被捕,在龙华从容就义。安体诚同志性情沉静寡言,纯洁无私。近视眼,行路时低头靠墙,不大看人,学生时代说话就脸红,同学戏呼之为“大姑娘”,他对工作不辞劳瘁,必然按时完成,可谓为了革命事业而鞠躬尽瘁。

宋云彬,文史学家,教授,曾用笔名无我、宋佩韦。1897年8月生,浙江海宁硖石人,他进正式学校时间不长,中学只读了两年,毕业勤奋自学,国学根底很深,史学研读尤精。“五四”以后,受新思想影响,脱离祖业。1924年8月经宣中华、安体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来到黄埔军校,担任《黄埔日刊》编辑,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股股长。据李逸民回忆:宋云彬同志是个才子,能写会唱,……新旧文学都有根底,能写生动活泼的散文。[11]宋云彬在担任《黄埔日刊》编辑时,亲自撰写了大量的署名文章,其中对时局的报道、分析最有力量,影响颇大。

李逸名(李逸民),原名叶书,浙江龙泉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李逸民同志在青年时代就毅然抛弃地主家庭的生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投考黄埔军校,同年由该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他因文才出众,毕业后留军校政治部任《黄埔日刊》编委会委员,具体负责校闻版(第一版)和文艺版(第四版)的编辑工作。“四一二”后他离开黄埔军校,不久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黄埔日刊》被公认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一份刊物,同时,亦由于它的权威性,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机关报。至“1927年4月,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共产党员)遇害后,由黄埔一期学生邓文仪继任政治部主任,从此,《黄埔日刊》由革命军人的刊物变成国民党独家经营的反共刊物。”[12]

三、日刊的发行量

许多书籍、刊物都提到《黄埔日刊》是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革命刊物。随着革命势力的发展以及随着军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其发行量在不断的增加,《黄埔日刊》的发行以校内为主,面向社会,另外还采取了“赠阅”和“函索即寄”等办法以扩大发行。发行量最高峰应为1927年年中,《黄埔日刊》的发行量“由五六千份增加至四五万份。[13]”而当时国内发行数较大的《申报》和《新闻报》,也不过是数万份。

还在《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期间,“每日出纸五六千份”,发行地点十分有限,只在本校内发行,更名为《黄埔日刊》后,革命势力渐渐发展,达到长江,普遍到川、湘、赣、鄂、闽诸省,日刊发行规模亦逐渐扩大。熊雄在《一年来的本校政治部》一文中,提到:“……在本校出有《黄埔日刊》,由六千份增至二万六千份之多。”,发行地点遍及全中国各省甚至达东、西洋各大埠,《黄埔日刊》在全国的影响愈来愈大、愈来愈广,来函索要日刊者日益增多,日刊的发行数量在不断的上升。《黄埔日刊》1927年1月10日(第231号)中有一“编者邮件”,是本刊编辑元杰写给沈炽昌同志的一封信,全文如下:“沈炽昌同志:函悉。本刊现已由二万六千份扩充到三万份矣。特复!  元杰”[14]。印刷所在军校政治部后面的两间小房内,印刷所里的轧轧响声,似乎为了印刷《黄埔日刊》而没有停息的时间。1927年8月3日的《黄埔日刊》登载了一则“本刊启事”,内容如下:“本刊现□销数骤增,已达四万份,对于发行方面,决稍加限制,除团体继续赠阅外,自本月起,所有个人定阅,酌收邮费……”[15]尽管如此,《黄埔日刊》仍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各地来函索阅者仍然愈来愈多,来函者甚至远至南洋群岛及法国巴黎等处的华侨同志。

四、《黄埔日刊》的几大特点

第一,分栏编排,栏目丰富。

   《黄埔日刊》内容十分丰富,从国内新闻到国外大事,从时局分析至本校要讯,从革命理论探讨到军事训练实践,无所不包。在新闻方面有苏联等通讯社直接寄稿,因为当时交通工具的局限,消息的发布比普通日报要迟一天,但该刊编辑们把各种消息归纳起来后,指出该消息关于政治经济等的背景,使读者得到一个系统的概念,颇具特色,《黄埔日刊》因此而分栏,主要栏目有:时评、日评、周言、宣传大纲、时局口号、校闻、党务、军事、政治、经济、群众运动、革命之路、杂闻等,各栏目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不同的话题,精彩纷成,读者一目了然,印象深刻。

第二,“革命之路”一栏的特色。

在众多的栏目中,“革命之路”所占版面最多,编辑之所以给栏目冠以这个名称,寓意深刻,所谓“革命之路”即被压迫阶级唯一的生路。在日刊更名前,它占两大版中的四分之一,更名后,日刊扩大至四大版,“革命之路”一栏排列在独立的版面,一般均固定在日刊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占全张的四分之二。“‘革命之路’收到的投稿很多[16]”,在这里,军校官长学生可以充分阐述自己对革命的看法与认识,理论性较强,对鼓舞士气,发扬黄埔精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黄埔日刊》第190号上刊登了《本刊编辑者的要求》(记者)一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革命之路一栏,仿佛是现在日报里的副刊。我们一向所采取的材料,都是关于革命的理论和方法等等。”本刊编辑们为了使日刊办得更为出色,除广泛征稿外,还经常征求读者对本刊的改良意见。他们认为:“革命之路”很少短篇的而含有讽刺性的作品,努力加以改进,在以后的若干份日刊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经过改良后的“革命之路”又增加了几个短小、干脆、讽刺性极强的小栏目,如“短箭”、“短兵”等,它们均具有强烈的讽刺特点,但仍不脱离革命的意义,增加了革命的情绪,为本刊增色不少。《黄埔日刊》第200号,有一“短剑”,其中一篇“三字号主义”,内容如下:东方时报劝孙传芳学会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不必制造三字号的“三爱主义”。现在孙传芳的硬寨,已经结不起来了,关外胡子却又在那里创造什么“三权主义”,东方时报何不再劝劝关外王叫他素性一个“俺来也”的硬好汉,何苦跟着拿一个三字号主义来出丑呢?这分明就是紧握在作者手中的一把犀利的短剑,直插入张作霖的要害之处。“革命之路”成为了军校广大师生最亲近的朋友,于是编辑们把“革命之路”里面没有时间性的论文等编成“汇编”,印成小册子,发给士兵,受到士兵们的喜爱。

第三,知识性强并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答》。

《黄埔日刊》几乎每天都登载“政治问答”,或多或少,虽然它总是默默出现在整张报纸的最后部分,但其蕴含的能量却很大,它对于明辨是非,坚定革命信念,提高广大士兵理论知识水平,扩大知识面等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问答”没有时空限制,更具现实意义。1926年11月20日,《黄埔日刊》第194号,刊登的政治问答:“三点会”、“道尔斯计划”、“克伦斯基的政府”是什么?答曰:三点会是两广福建一带的秘密结社的会党。道尔斯计划乃协约国和美帝国主义割德国,使之贡献其劳动者之血汗以为欧战赔款的一种国际共管德国财政的计划;由美国副总统道尔斯拟定的。克伦斯基政府即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政府,由克伦斯基所组织的。由此可以看出其知识性亦很强。

第四,特刊、纪念刊的特点。

《黄埔日刊》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出版的特刊、纪念刊非常多。特刊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是因为本校特别重视政治教育工作的缘故。本校的教育方针便是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而且不但是并重,政治教育,更有超过于军事教育之势。因而本报总是借用各种机会唤起全中国民众的革命精神,这就造成了特刊多的缘故。除了总理诞生纪念日按惯例出纪念特号外,在许多特殊的日子里,出众多的特刊。如本校第五期开学纪念号、本校第五期政治教育工作特号、第二学生队党部成立特刊、援助汉口惨案及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特号、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号、二七纪念第四周年特号、国际妇女日及本校开学周年纪念并欢迎由赣来校学员特号等等,每期特刊都是精心编排,具有强烈的震憾力。如1926年11月12日,第189号,《总理诞生纪念日特号》上发表许多有影响的文章,恽代英在《为甚么要纪念总理的诞日》一文中写到:“……我们要纪念总理的诞日,并不是因为要民众崇拜总理个人的丰功伟烈,更不是因为要民众仰望总理好象是天生的中国人的救主。我们是要大家记得这一位革命领袖,便是六十二年今天在广东中山县农家所产生的,他因为是一个勇敢而富于同情的人。”[17]特刊中除大量刊载官长文章外,学生作品亦不少,在上述特刊中有第二学生队陈鸿濂的纪念文章,《总理诞日告同志们》:“……因为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所谓‘毕生学力,尽碎于斯’,并不是为他个人或家族谋幸福,是在求中国之真正自由平等,替数万万被压迫的同胞们谋幸福、求解放,辛亥革命的成功,使我们脱离了四千余年的专制奴隶羁绊,这是谁都知道与承认的。”[18]

五、《黄埔日刊》的历史使命

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党所指导与监督的国民政府之下唯一的革命的教育机关,有统一国民革命各军教育训练及改造全国军队以恢复中国自由平等、完成世界革命的使命,《黄埔日刊》本着这个使命,努力奋斗。

首先,《黄埔日刊》作为本校全体官长学生士兵的舆论机关,它又肩负着宣传军校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育理论思想的重任,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特色,是黄埔军校区别于其它一切旧式军校的根本标志,1926年11月17日第191号《黄埔日刊》上登载了熊雄在本校第五期学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告第五期诸同学》中指出:“世界革命的领袖列先生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就是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有正确的理论,然后才能有很对的实际行动。换言之,必须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方可免掉于空想或盲动。”,这些文章,促使全体官长学生们对于政治及军事的教育训练上有正确的深切的认识,充分发扬了本校校训——“亲爱精诚”的精神,养成严守党纪军纪的革命军人,大家团结一致,毫不踌躇的向“革命之路”——被压迫阶级唯一的生路前进,并时刻准备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终生。

其次,帮助青年军人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革命者要以革命为职业”,在《黄埔日刊》中的大量名人讲演、学生心得体会无一不在向学生们宣讲着革命道德观、人生观。

最后,它唤醒全国农民士兵学生和小商人团结起来,巩固被压迫阶级的联合阵线,冲破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官僚资本家地主劣绅等压迫阶级的联合战线,取得最后的胜利。1927年3月18、19日,第280、281号《黄埔日刊》为“三一八惨案一周年纪念及巴黎公社五十六周年纪念特号之一、二”,在特刊中,方鼎英写了题为《“三一八”纪念日述怀》、萧楚女写了《在联合战线上纪念“血腥之日”》、冯恒武《巴黎公社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成武《从巴黎到北京—纪念“三一八”》等文章,另外还有本刊记者撰写的《本校‘三一八’惨案周年纪念及巴黎公社五十六周年纪念大会纪事》,其中有大量知名教官的讲演,如陈日新教官、任卓宣教官、韩麟符教官的演说,这些都在总结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两次“三一八”事件的历史教训,透过事件看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本质,号召民众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黄埔军校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说:宣传造成民力。正因为有以《黄埔日刊》为代表的一系列黄埔宣传刊物的出版发行,使得黄埔军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与军事并存的教育方针得到充分体现,使得黄埔军校成为我国军事教育史上一颗闪亮的明星!

                        (作者单位: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1] 哲渊:《本刊历史》,载《黄埔日刊》,1927年6月15日版。

[2] 刘子清:《本刊历史的纠正》,载《黄埔日刊》,1927年6月27日版。

[3] 《初期政治部主任更迭》,载《黄埔军校史料》第17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

[4] 1980年1月6日《长江日报》。

[5] 陈予欢:《黄埔军校将帅录》第894页,广州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6] 阎文庄等著:《黄埔军校》第206页,华艺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

[7] 《洪剑雄同志事略》,载《广东各界追悼北伐阵亡烈士特刊》。

[8] 云彬:《黄埔日刊的过去与现在——估量一年来的收获》,载《黄埔日刊》,1927年3月3日版。

[9] 阎文庄等编:《黄埔军校》,华艺出版社,1994年6月版。

[10]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第3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11]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第3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12] 阎文庄等编:《黄埔军校》,华艺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版。

[13] 沈炽昌:《<黄埔日刊>的历史与前身》,载《黄埔日刊》1927年6月9日版。

[14] 元杰:“编者邮件”,载《黄埔日刊》,1927年1月10日版。

[15] 本报编辑:《本刊启事》,载《黄埔日刊》,1927年7月26日版。

[16] 元杰:《对于本刊诞生周年纪念的几句话》,载《黄埔日刊》,1927年3月3日版。

[17] 恽代英:《为甚么要纪念总理的诞日》,载《黄埔日刊》《总理诞出纪念日特号》,1926年11月22日版。

[18] 陈鸿濂:《总理诞日告同志们》,载《黄埔日刊》《总理诞出纪念日特号》,1926年11月22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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