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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兴 樑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特点之一,是用“武装的革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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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师生与国共两党军队的建立和发展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特点之一,是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开展军事斗争以夺取政权,就成为上个世纪20年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年轻的共产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以培养军政干部为目标的黄埔军校,正是为解决这个重要课题而创办的。本文拟就军校前六期师生与国共两党建军的问题作些探讨,以展示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及人民解放军的密切关系,及国共两党的黄埔将校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在新民主革命斗争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

 

一、军校是国共两党联合培育军政干部的摇篮

创办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共产党人帮助下,通过总结以往革命经验教训所作出的英明抉择。军校的酝酿筹办工作,几乎是与国民党改组之进行和国共合作的实现同步的。在1924年初首次国共革命联合战线建立后,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再加上苏联政府在物质人力方面的支持资助,一所拥有900余人的新式陆军军官学校,[] 616日在广州东郊的长洲黄埔岛上正式成立了。它是首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成果,是两党合办的新型军校。经历过首次国共合作的两党人士都承认这一点。国民党人蒋介石曾反复指出:“军校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产物,可以说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无黄埔军校”;[]“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共产党人邓颖超曾说:“首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首先带来了新的革命武装的建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的黄埔军校,成了这种新的革命武装的核心和中坚”;[] 毛泽东也认为:黄埔军校“在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以前,这是国共合作的军校”。[]

当时,国共两党对办好黄埔军校都予以高度重视,并分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力量。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把办好黄埔军校视为大事,并为此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其一是加强对军校的领导,亲自过问军校的大政方针和组织人事。为此,孙中山兼任了军校总理,并于52日委派蒋介石为校长,9日又加派廖仲恺任党代表,组成校本部作为最高领导机构;在军校成立前后,他还亲自委任了校本部所属之教授、教练、政治、管理、军需、军医等六部的正副主任,及军校总教官、秘书和少校以上的特别官佐与部分教官。孙中山在军校成立的重要演说中强调:“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我们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去担负“救国救民的责任”,[] 他确定了军校以创建革命武装、武力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反动统治,挽救国家危亡为宗旨,并鼓励师生要明白斯旨,“立志做革命军”,认真学好“军事学和革命道理”,“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 其二是学习苏联红军经验设立党代表制度,走政治办校之路,实行党指挥枪。孙中山在军校设置党代表并委任其得力助手廖仲恺为党代表,就是要切实将新式军校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党代表制度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它代表党组织对军校的各项工作实施监督与指导,从而保证了党的主义、方针、政策得以在军校贯彻落实,防止军校成为个人专横的工具。为与党代表制相配套,军校还设政治部负责全校的政治教育与训练,在校内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孙中山曾为此亲自派资深的国民党要员戴季陶、邵元冲任政治部主任,并请胡汉民、汪精卫等兼任政治教官。在他的倡导支持下,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后来得到了广泛推行:廖仲恺曾任“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的党代表[] ;新组建的军校教导团则自团至连均派有党代表,施以切要之政治工作,“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需受各级党代表之监督,以示军队党化。”[] 这对黄埔办校与建军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其三是坚持以主义办校,在军校内认真贯彻落实联俄、联共政策,充分调动国共两党的办校积极性。孙中山热情欢迎苏联军事顾问小组入校工作。他曾对顾问组长切列潘诺夫说:“我们要按照苏维埃的军事制度来组织革命军队”,以便“重整自己的国家,把帝国主义者连同他们的帮凶——军阀一起驱逐出中国去”; 希望顾问小组把苏俄革命斗争的“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员——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们”。[11]他又向苏联顾问鲍罗廷表示:我们军队中缺少的是“政治工作……,必须把所有这一切建立起来”[12] 为此,孙中山同意中共派年轻优秀的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来担任政治部的领导职务,并欢迎一批共产党人进校任政治教官或秘书等职。在他的支持下,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在军校的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保证了黄埔建军的高政治素质。

廖仲恺作为办好黄埔军校建树了不朽功勋。他不仅为军校筹备出了大力,而且还在军校成立后尽忠职守,贡献尤多:一是提出各地应严格考选黄埔学员,注重生员的政治素质,把好招生质量关。国民党“一大”期间,廖仲恺要求各代表返省后协助军校招生时,“对于介绍青年军官学生特别注意,必其人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选。”[13] 军校试验委员会和各省同志遵照这一要求,对投考军校者,除进行必要的政审与严格的体检之外,还笔试语文、数字等课程,然后择优录取。高质量生员是办好军校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二是抓好政治教育与引导。廖仲恺于繁忙的党政工作之余,经常到军校来向师生们发表演说,勉励大家要“跟着本党总理,一心准备革命”,“努力为主义奋斗”。[14] 他特别注意引导军校内之国民党人搞好同中共党员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密切合作关系,以便一道抓好军校之政治军事等项工作。三是管好经费等后勤保障工作。在当时政府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等,不少是廖仲恺“辛苦筹来的”。[15] 就是校门卫兵的30条七九式步枪,也是他与石井兵工厂“交涉了不少时日”才弄到的。[16] 梁绍文认为从军校筹办到党军正式建立,廖仲恺“实综其成”。[17] 此非虚言。

蒋介石为办好黄埔军校也出了力。毛思诚在蒋氏年谱中称:“公自受任校事,巨细躬亲,千端万绪,殚精擘画,尝于案头置各小册子:曰筹备录,曰办事提要,曰会议提要;凡有所举,先记其中,少则十多条,多则百余条,以资按次施行。共荩劳可想而知。”[18]  这话虽不免有过誉之处,但蒋办事一向认真和有条不紊也是事实。蒋在军校开办之初的讲话中,要求官长学生切实做到“尊重党纲”,“相亲相爱,和衷共济”,“严守军纪”,“服从命令”,“不要怕苦”,“要拿已死的先烈来做模范,有牺牲精神”,“为本党共效死力,期达本党三民主义,创造中华民国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19] 他平时从严把好军事训练关,每天清晨起床军号响过就前去检查出操风纪,要求学员的“立正、举枪、托枪等动作”,应表现出“军人的精神”,做到“静肃整齐、平直敏捷”。[20] 他提出军校以“亲爱精诚”为校训,在办校前期尚能与苏联顾问友好相处,对在校工作的中共党员也给予一定的信任和支持。这些说明:蒋对军校工作曾一度较为尽心尽职,表现出某些励精图治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曾为办好黄埔军校作出重大贡献。首先,共产党人一向重视协助军校作好招生工作,尽力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军校第一期招生时,何叔衡和毛泽东分别在长沙、上海主持过招生工作。北京、武汉、济南等地的共产党区委,分别遴选和介绍了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为搞好军校各期的招生,中共中央曾两次发出通告,指示各地党团组织对招生事“万勿忽视”,应认真选拔“青年 中之有革命倾向者”投考军校。[21]  这充分体现了中共对黄埔军校建设与发展的关注。其次,中共中央派了一批重要干部入军校担负各级政治领导工作。如周恩来、包惠僧、熊雄先后任过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鲁易则任过政治部副主任,季方曾任政治部副官,聂荣臻、杨其纲、王逸常、洪剑雄、卢德铭等先后任过政治部秘书、科长或科员,恽代英曾任主任政治教官,于树德、李合林、萧楚女、高语罕、张秋人、安体诚等任过政治教官;还有金佛庄、严凤仪、郜子举、郭俊等人,或任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或任学生队长、区队长等职。他们为军校本身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周恩来和熊雄先后开创完善的政治工作,不仅有助于军校之稳步前进,而且还使其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军校门口有副对联写着:“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额是“革命者来”。这充分体现出黄埔军人的革命本色,反映出军校重在政治建军。

黄埔军校的创建与发展,还与当时苏联政府的大力援助分不开。苏共中央不仅根据越飞的建议,于19243月下旬决定给孙中山的政府提供250万卢布的经费,[22] 用于办黄埔军校等事,而且还先后向广州派出了有经验和理论的军事顾问50多人,指导军校的军事政治训练工作。顾问们入校后依据红军的最新资料,重新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讯等各教程,并大力协助军校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必要的制度,从而保证了整个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苏联政府还分数次为军校运来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它192410月首次运来“8,000支完全有刺刀的俄国式步枪,每枪有500发子弹”,还有10把手枪等一批军火物资;[23] 19255月又一次运来2万支步枪,1000挺配备子弹的机枪,50门带有枪弹的掷弹筒和足够数量的手榴弹;它1926年再运来4批军火,计有来福枪23000支,子弹57000万发,机枪90挺,弹带4000个,火炮24门,炮弹1000颗,军刀1000把,并计划提供飞机15架。这些武器弹药的总价约为1061万卢布。[24]苏联的财政、人力和物质援助,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校之训练、建军及其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1925年广州革命政府取得东征陈炯明的胜利后,它首先在广东潮州办了分校。19263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各军开办的军校与讲武堂等并入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仍由蒋介石任校长,以汪精卫任党代表,另设副校长派李济深任之,教育长则先后由胡谦、王柏龄、何应钦、邓演达、方鼎英担任。此后,军校的机构除原来的教授、教练、政治三部及管理与军医两处外,又新增设了入伍生、经理、军法、参谋、军械、编辑、兵器研究等部处和军械库、医院等,规模宏大,各行其职;学生方面则分为入伍生总队、学生队、学生军、军事教导队、高级班等,各期之情形不尽一致。随着两广统一和日后北伐战争之胜利,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于1926年夏和1927年春,又先后开办了南宁、长沙和武汉分校,其办校规模扩至长江以南数省。由此可知,首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实包括了陆军军官学校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两个阶段。

为培养造就既能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又能指挥军事战斗的全面人才,军校在实际的教学中强调理论结合实践,贯彻政治与军事并重的方针。  它在军事教学方面,尽量采用最先进的军事理论与技术进行讲授与训练。第一期的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前者授以军事理论,后者以实战技能训练为主。从第二期学员开始,施行分为步兵、炮兵、工兵、骑兵、辎重、交通、无线电、航空等科,各科教学工作循序渐进,力求知行合一,以提高学员的实战指挥能力。在政治教育方面,军校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为主要内容,就这两者开设的课程前后多达26门,并在教学中采用讲授、讨论、问答、出版刊物和组织宣传队多种形式,深受学员欢迎。政治教学对于帮助广大学员养成爱国家、爱百姓、不怕死、不要钱、严守军纪的“黄埔精神”,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为适应革命斗争的发展需要,黄埔军校采用了灵活的短学制——半年、9个月或一年不等,迅速地培养出大批的政治、军事干部。它在首次国共合作期间共招收六期学生,并毕业了其中的前五期计7399人,从而为革命军的肇建和扩充奠定了基础。军校的第一期学员入校时为470人,学习半年后于192411月底毕业,连中途插入的湘军讲武堂学生及四川送来的第六学生队在内共毕业645人;第二期学员449人于19248月至11月分批入校,学习近年后在19259月全部毕业;第三期学员于192412月陆续进校,学习一年多后于19261月毕业时,连同潮州分校修业期满的训练班学员在内共毕业1233人;第四期学员于19257月到次年1月间分7批入学,19269月连同潮州分校的两期学员共毕业2654人;第五期学员于19263月入校,学习半年多后分别迁往武汉和南京两地就学,次年发生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和宁汉两方对峙,在5-7月和8月,这期学员先后由恽代英、何应钦主持典礼,分别在武汉、南京两地毕业共计2418人——这标志着国共两党共办之军校到此结束。第六期学员4400多人于1926710月分批入校,他们经历了“清党”和大革命失败,大部分人离校各奔前程,到19292月毕业时仅剩下718人。

在上述的8117名军校毕业生中,包括有国共两党的成员。至于他们之中到底有多少共产党人?限于史料,很难说出具体的数字。有人对第一期师生中的共产党人数作过考订,认定学员中有中共党员88人——进校前入党者25人,进校后入党者63人(其中1924年在校期间入党者45人,毕业后至19277月前入党者10人,入党时间不详者8人);另在77名教职员中有中共党员15人。[25][25] 这就是说,第一期师生中共有中共党员103人,共产党员在毕业生中约占14%弱,在教职员中约占2%。我想这比例在以后几期中应有所增大。切列潘诺夫说:“北伐期间各军里的政治部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多数是共产党员。”[26]中共中央在1926年底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当时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党员“有一千五百人左右”。[27]由此可以推断,黄埔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人当超出这一数目。黄埔军校前六期毕业生的大多数人后来皆从事军队工作,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分别成为国民党所属的国民革命军及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八路军与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中坚力量。从两党军队(尤其是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来源于黄埔军校师生来看,军校堪称是培养抚育国共两党军队将校的摇篮。

 

军校将士是支撑国民党正规军的核心骨干力量

众所周知,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初衷,就是为了建立一支国民党统率与指挥的革命军队——国民革命军;史实已充分证明,这支国民党军队的组建、发展与壮大,始终皆离不开黄埔军校师生的参与和奋斗。

国民革命军的肇创,可追溯到军校教导团的成立,及其扩充为党军第一旅乃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这一过程中,黄埔军校 第一、二期的毕业学员,主要是分配到教导团和第一军中进行工作;其第三至六期的毕业学员,则分散在国民革命军的几个军中。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革命军迅速地壮大起来。到19287月时,北伐总司令蒋介石旗下的4个集团军,共拥有“84个军,272个师,220万人以上”,其中由蒋兼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辖18个军,29万人)”,[28] 是以集中了军校毕业生精英的第一军为基础,而扩充壮大起来的黄埔系军人集团。它成为国民党正规军的重心和主力。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的军队迅速膨胀起来:其在“1944年时共有120个军,354个师,31个独立旅,112个独立团和15个独立营”,[29] 19467月时,“国民党军总数达430万人”(其中正规军在200万人以上)。[30]当时,依附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师生,或分居国民革命军统率部之要津,或成为各军、师、旅的主要将领,从而形成了以军校出身之将领为纲络纽带的庞大的黄埔系军事集团。它既是构成国民党“中央军” 骨干的基本班底,又是蒋介石几十年军事独裁统治所依赖的嫡系力量。在以蒋介石为首的黄埔系军人集团中,前六期的师生实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蒋虽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就以中央军校取代了黄埔军校,后又在各地办了9所分校,先后共招了二十几万名学生,培养出大批将校,但整个国民革命军的高层将领,大多数仍是来自黄埔军校前六期的师生之中。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时期,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至少在271人以上。这其中有特级上将1人,一级上将5人,二级上将5人,上将7人(内有3人为追认),中将加上将衔2人,中将180人(内有10人为追认),少将71人(内有6人为追认)。他们中的有些人溃守祖国宝岛台湾后,军衔和职务继续有所提升(此未统计在内)。[31]正是这前六期师生出身的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了支撑国民革命军的核心骨干力量。

首先,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最高统率指挥机关,基本上是由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将领为核心组成的,并一直为他们所控制。国民革命军最高统率指挥机关的名称及其机构设置,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既有延续,又有差异。北伐战争时期的军队统率指挥机关,起初19257月设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部和军事委员会,稍后是1926年春夏间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总监部、国民党中央军人部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又称北伐总司令部或陆海军司令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是北伐时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由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它下设总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辖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法处、军械处、交通处、航空处等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率机关。它设立之初机构简单,仅有主席、委员等职,并在北伐过程中一度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1927年至30年代初,军事委员会的机构较完备,由国民政府特任的“常务委员11人到15人”组成,设委员长或主席1人;下辖“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参谋厅、军政厅、总务厅、经理处、审计处、军事教育处、政治训练处等机关”。[32]1932年后,军事委员会的机构有所扩充,职权大为增大。当时的军委会辖有委员长侍从室、办公厅与铨叙厅及总参谋部、政治部、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兵战总监部、军法执行部,还包括有战地党政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军事参议院、海军司令部、陆军司令部、航空委员会、宪兵司令部、军统局、外事局、中央干训团等。其职权不仅涵盖了军队的编制、教育、训练、经理、兵战、后勤、外事等各个方面,而且大大超越军界之外,一度成为掌控全国政治、军事、财政、文化等大权的军事独裁机关。抗战前的国民革命军统率领导机构,有1928年设立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及最高军事咨询机关军事参议院。军政部成立之初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3年之后改隶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成为该会的核心机构之一。其设有部长、次长、参事、部附等职,并下辖有陆军、航空、工兵、军务、兵役等各署。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曾先后决定:国民政府主席可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和大元帅。军事参议院除有院长、军事参议外,尚设有院长办公厅和总务厅,后期又增加了点验委员会等。抗战期间的最高权威军事统率指挥机构是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其前身是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国防会议是一个军政合一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正式成立于1936715日。正副议长分由军事委员长和行政院长兼任;秘书厅长由参谋总长兼任,两副厅长分由军委会办公厅长、参谋次长兼任;会议成员由“中央军事机关各长官、军事委员会两名副委员长、参谋 总长、军事参议院院长、训练总监、航空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各关系部长(军政、海军、财政、外交、交通、铁路等部),以及中央特别指定之军政长官”组成。[33]19373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改国防会议为国防委员会;812日它又决议“撤销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该最高会议于99日正式成立后,“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国防最高会议的正副主席,分别由陆海空军总司令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担任。1939121日,国民党中央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国防最高会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代替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该委员会于27日正式成立,常委由“五院院长、外长、正副参谋长、中常委共11人”组成;[34]其所属机构与前国防会议大致相同,只增加了救济督办总署等。它拥有全国的党、政、军、财等所有最高权力。在战胜利后的1946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裁撤国防最高委员会,恢复中央政治会议之机构与职权;随后,国民党中央又决定撤销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局,成立国民政府国防部。国防部于61日正式成立后,设有正副部长等职,并辖有总参谋部及陆军、海军、空军、联勤、宪兵各司令部和保密局、警察总署等机构。

尽管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率指挥机构有如上所述的一些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各机构及其所属部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由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担任。如视军权如命的蒋介石校长,深知“有军则有权”,“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35]他曾先后任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监和北伐总司令、陆海空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会议议长、军委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等职,始终居于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地位;军校党代表汪精卫在叛国投敌前,曾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等职;军校教练部主任和副校长李济深,曾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代总司令、军委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军事参议院长等职;军校总教官和教育长何应钦,曾先后任北伐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国防部长等职;军校特别官佐和炮兵区队长陈诚,曾先后任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兼联勤司令、参谋总长兼海军司令等职;军校管理部主任顾祝同曾先后任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等职;长沙分校校务常委唐生智,曾先后任军委会常委、训练总监部总监和运输总监、军事参议院长等职;军校一期毕业生桂永清和关麟征,曾分别任海军副司令、总司令和陆军副司令、总司令等职;等等。据不完全统计,除上述9人外,军校前六期师生任最高军事统率指挥各机构副部长和各军种副司令及参谋长以上军职者,至少尚有以下32人:国防部副部长郑介民和盛文,参谋次长、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参谋次长李及兰和方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空军副总司令毛邦初和王叔铭(兼参谋长),陆军副总司令、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罗奇,陆海空联勤副总司令黄维和陈良,宪兵总司令兼南京卫戌区司令张镇,宪兵参谋长、东南区司令刘炜,军事参议院长李宗仁,国防最高会议副秘书长甘乃光,政治部长、侍从室一处主任张治中,政治部副部长兼代部长袁守谦,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何告若,军政厅(部)长严重,国防部政务次长、军统局长钱大钧,军政部与军训部次长王俊,第六部长、调查统计局长陈立夫,管理部长、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后勤部长兼战时运输管理局长俞飞鹏,还有广州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胡汉民和廖仲恺,及武汉国政府军委会主席委员徐谦,北伐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吴稚晖和陈公博,北伐总政部副主任郭沫若。

军校前六期师生任最高军事统率指挥各机构之处、局、厅、署等部门主要领导者,至少在32人以上。他们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和王昆仑,北伐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总政治部秘书长、侍从室二处五组长陶希圣,总司令部军需局长缪斌,总司令部政训部长戴季陶,武汉分校和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训练总监部政训处长周佛海,总司令部航空处长、北伐航空队司令张静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包惠僧,军委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军委参谋厅副厅长、代一厅长张元祜,军委铨叙事务处长、参谋部二厅长陈焯,政治部一厅长贺衷寒,政治部二厅长康泽和徐会元,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吴思豫,军委办公厅秘书长罗君强,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军委青年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仲翔,国防部军务局长、总裁办公厅主任兼侍卫长愈济时,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国防部作战厅长、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国防部总务局长、空军署长徐焕升,国防部总务副局长、总统府第六局长徐本生,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联勤总司令部兵工署司长洪士奇,国防部二厅长张炎元,国防部保安局长兼警察总署长唐纵,交通警察总局长吉筒章和周伟龙(兼军统局别动大队总指挥),还有中央军校校长陈耀明,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综计以上在全国军事统率指挥机构任领导职务者有73人(溃守台湾后任职未计在内)。[36]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国民党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几乎每个人都是从任团、旅、师、军长等一级级往上升迁的,因此往往一个人身兼数职,或先后任过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职务;其中不少人担任过集团军总司令、绥靖公署与行营主任、战区总司令和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等要职。如热衷权势扩张,主张“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的陈诚,就“常身兼数职”,他抗战时期曾“兼职53个”,被人称为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机动部队”。[37]正是这众多的黄埔系高级将领,组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领导核心。他们从整体上掌控着国民党军队——尤其是“中央军”的领导、决策、统率大权。

其次,国民党军队尤其是“中央军”的具体指挥调度权力,也基本上执掌在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的手中。为便于对军队的领导与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等在军队编制方面,除设有军、师、旅、团、营、连、排长外,还先后在军以上组建了军团或集团军、兵团、方面军与“剿匪”总司令部等机构,指派高层将领主其事以强化对军队的控制;为加强军队间的协调、调度与指挥及对地方的监控,蒋介石在各地区设有军委会分会、军事委员长行营(19465月后改称国府主席行辕)与办公厅或办事处,国民党政府又先后划全国各地为若干绥靖区、战区、编练区、军政长官辖区,分别设立总司令部或公署,委派高层将领任其主官,以指挥该地的军事并控制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目前所见资料显示,这些军政机构大多是由军校出身的高级将领掌控。据不完全统计(以个人所任最高军职为准),军校前六期师生之将领中有:任集团军正副总司令者5人:总司令是方鼎英、丁德隆、王仲廉、刘戡,副司令有彭善;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及各省保安与警备司令者7人,他们是宋思一、冷欣、张世希、陈大庆、宣铁吾、杨步飞、彭孟缉、肖作霖;任兵团正副司令者30人:即司令有王敬久、孙元良、侯镜如、黄杰、邱清泉、沈发藻、石觉、刘安祺、李弥、胡琏、廖耀湘、刘嘉树、卢浚泉、钟彬、胡长青、陈克非,副司令有彭杰如、曹天戈、唐云山、钟松、刘进、曾泽生、熊新民、唐生明、高吉人、方先觉、覃异之、傅正模、胡素、陈武;任方面军正副总司令有4人:总司令为王耀武,副总司令有夏楚中、张雪中、霍揆彰;任“剿匪”正副总司令者8人:总司令有刘峙,副总司令有郑洞国、陈铁、梁华盛、宋希濂、李延年、杜聿明、陈继承;任行营和绥靖公署正副主任者17人,主任有董钊、刘玉堂、曹日晖、柳际明,副主任有顾希平、李天霞、王劲修、潘裕昆、张金廷、廖运泽、曾扩情、李默庵、李良荣、甘丽初、李文、唐星、李仙洲;任战区和军政公署正副总司令与长官者5人,其中任正职者有蒋鼎文、李铁军,副职则有王懋功、胡宗南、陈明仁。综计以上任集团军副总司令以上高层军政职务者共为78人。此外,还有军校前六期师生将领任上述各军政机构参谋、政治、办公等部门领导者16人,他们是赵子立、蒋坚忍、刘宗宽、周复、胡轨、李世璋、李汉萍、张纯、文强、郭一予、邱为达、罗列、赵可夫、王逸常、董益三、宋绮云。

黄埔军校前六期出身的将领任国民党军队的军、师、旅长等各级领导职务者约有108人。其中任军党代表与军长者有42人,他们是:谭延闿、韩浚、覃道善、姚国俊、郜子举、郑挺锋、林伟俦、陈素农、陈金城、陈林达、陈章、陈烈、余锦源、李荩萱、牟廷芳、方暾、王应尊、戴之奇、方靖、唐守治、郑庭笈、邱行湘、阙汉骞、高魁元、熊绥春、宋瑞珂、刘玉章、沈向奎、张灵甫、刘伯龙、罗列戎、袁朴、李树森、廖昂、丁炳权、刘云翰、段霖茂、李鸿、李志鹏、容有略、李运成;任副军长者12人,他们是:王柏龄、廖运升、陈震东、陈远湘、杨光钰、彭战存、蒋伏生、黄轸吾、郑作民、石祖德、夏季屏、彭佐熙;任师党代表和师长者15人,他们是:鲁易、胡谦、洪剑雄、恽代英、季方、宣侠父、秦忠笏、王万龄、廖运周、孙瑾明、刘子奇、潘朔端、赖传湘、彭士量、戴安澜;此外尚有任副师长者9人,任纵队及军和师两级参谋、政治等部门领导者11人,任旅长者9人,任团长者10人。由上可知,黄埔军校前六期出身的将领,网络状地分布在国民党的整个军队中,他们从上而下直接地执掌着这支军队——尤其是中央正规军的各级军事指挥调度权。

最后,蒋介石及其所属的各亲信高级将领,向来都把黄埔前六期师生中的国民党人军官,作为嫡系部队将校的来源和自己所依赖的中坚力量。蒋介石所宠信的“五虎上将”,除卫立煌是出身于粤军(与曾任军参谋长之蒋氏有关系)之外,其余4人——陈诚、刘峙、顾祝同、胡宗南(有的说法不一),皆出身于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中。蒋号称“五大主力”的嫡系王牌之军长,皆由他委派的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将领担任——第五军之军长先后由张治中、杜聿明、邱清泉和李运成等担任;第十八军之军长先后由陈诚、黄维、彭善、方天、胡琏和高魁元担任;第七十四军之军长先后由俞济时、王耀武、张灵甫等担任;新一军之军长先后由郑洞国、潘裕昆等担任;新六军之军长由廖耀湘担任。同样的,这些军的副军长和正副师、旅长,也多是出身于黄埔军校前六期的师生中。

有样学样,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也跟校长一样如法炮制。他们一旦执掌兵权就靠军校前六期师生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黄埔系势力集团。如陈诚在30年代初出任第十八军军长兼十一师长之后,就“始终以黄埔系为主干……组建部队”,结果该军“从连排长到师长,80%为黄埔学生”;“顾祝同统率的第九军,各师团长大部分是黄埔一期学生,副团长、营长都是第一、二、三期学生,连排长都是三、四、五期学生”。[38]又如胡宗南1930年任第一师师长后,“为了在第一师造成青一色的黄埔势力,他首先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将该师原保定军校毕业的军官,换上黄埔军校生,“经过多次调整,第一师的团以上军官,很快就成了青一色的黄埔出身”;随后他又以第一师为基础骨干,逐渐扩充形成了“黄埔系的少壮派集团”,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其所部的“军师长俱为黄埔出身,集团军总司令又全系黄埔一期生”;陆军第三方面军所部的“师旅团长,几乎是青一色的黄埔学生……和胡宗南一样是纯粹的黄埔系集团。”[39]

总之,从国民党军建制的微观上来看,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将领,实际上是组成国民党军队尤其是其嫡系——“中央军”的骨干基础,从其统率指挥体系的宏观上观之,他们又是掌控整个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核心领导力量。毛泽东在抗战期间论及国民党军队时说:“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这是一个以在“黄埔军校作过教官和学生的将领和军官”为中坚核心而组成的“黄埔系军人”武装集团。[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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