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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兴 樑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特点之一,是用“武装的革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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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和国民党的建军(1924—1926年初)

                               AГ.尤尔科维奇[①]

 

20年代初俄共()和共产国际把国民党纳入其推广世界革命的进程之中。

不过,以联共()、共产国际和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为一方,和国民党为另一方的这二者之间,却各有自己的动机。它们寻求解决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的政治思维习惯也各异。这些不同之处,加上十分特殊的中国国情,而莫斯科又并非总能客观地予以评估,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情况:被移植到中国土壤的“遗传性物质”远不能在各方面都按照该方案外国炮制者的计划发展。国民党武装力量的情况也是如此。

武装力量的历史与黄埔军校紧密相连。

众所周知,建立军校以培养可靠军事干部的建议,是192112月由共产国际代表Г.马林在桂林会见孙中山时提出来的。 1923年,孙中山主持广州政府之后, 这个计划开始初具规模。到是年9月,孙中山的代表在北京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就在广州开设军校一事达成了共识。[②].

1923年秋,华南已经有了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И.Г.格尔曼,В.Я.波利亚克,1924125Н.А.杰列沙托夫和А.И.契列潘诺夫也到了广州。[③]从国民党组织训练军事干部伊始,他们就积极参加工作。1924124日,据大元帅关于组建陆军军官学校(后来该校以黄埔军校而闻名)的命令,格尔曼, 波利亚克, 杰列沙托夫,契列

潘诺夫和鲍罗庭同孙中山会见时商定,该校主要培养陆军军官。[④]

П.А.巴甫洛夫以军事总顾问的身份到广州。据他的建议,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防务委员会,[⑤]巴甫洛夫担任委员会的军事顾问。[⑥] 1924年整个一年里,苏联军事顾问团不断充实扩大:航空专家Д. 乌格尔(列密),女性侦察专家М.萨赫诺夫斯卡娅(楚芭列娃)海军战士П.И. 斯 密尔诺夫 ,沙尔菲耶夫艾蒂金(勃拉依洛夫斯基)Н.А.舍瓦尔金,炮兵专家Т.А. 别斯恰斯诺夫,军事工程师Е.А. 雅科夫列夫,Г.И. 基列夫,格米拉,И.Я杰涅克(П.杰勃洛夫斯基)机枪专家帕洛И.齐利别利特科楚别耶夫Ф.Г.马采利克,В.П.罗加乔夫 В.А斯杰潘诺夫等。[⑦]19246月华南的苏联顾问团共有25人。[⑧] 由于苏联同北京政府维持着外交关系广州的顾问们表面上是以个人身份退为预备役的军人--受南方政府雇用的志愿者。[⑨]

这个人数不大的顾问团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考察时局和“友军”军阀部队的情况。在那里,如通常所见,人们对他们态度十分谨慎。他们允许顾问前去时,主要是想趁机要求财政援助。直到黄埔军校办成之后,是它的功绩才迫使将领们改变看法,觉得有可能请苏联顾问前来。

苏联方面为黄埔军校提供了一些经费。据Р.А.米罗维茨卡娅从苏联军队档案中得到的信息,从1924年到19259月苏联一直为军校建校和开展工作拨款。[⑩]  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资料(财政报告和华南顾问团费用预算) , 为支持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顾问们在1924年的文件里就使用了黄埔教导团的名称) ,19241115日,共用去了275000广东元。[11]  1115日至30日用去50,000元。 国民党军队及其 “友军”共用了112,744广东元,合90,195港币(二者比价为1251)。 这中间11月份还付给黄埔军校305000广东元。[12] 在财政预算的备注中说明,“黄埔或蒋介石将军的国民革命军并没有提出预算,但拨给他100000广东元。这笔款是南方政府的政治顾问鲍罗庭定的。 192412月又为黄埔申请了100,000(从总数为127,244广东元中拨给国民党军队),[19251月也定拨这个数目。[13]

给黄埔军校的巨额拨款证明,黄埔军校在苏联方面的计划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些计划却未能符合国民党代表人物的打算和他们对黄埔军校的期望。

苏联方面强调军校的作用,将其视之为新式干部的摇篮,让其成为国民党武装力量的骨干。苏联军事顾问那些年写的文件里,经常遇到“渗透“一词。“我们”向某个将领部队的“渗透”应当给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新式干部进入这些部队开辟道路。” [14] 鉴于一个“左倾的”国民党才应当成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武器, 顾问们就把工作重点集中在扩大国民党中央机关和政府对军阀军队的影响上。

施行影响的代理人可以在任何一所国民党机关控制而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工作的军校里培养。所以向军阀军队的“渗透”就是从他们的军校开始的。[15] “骨干干部”创造性活动开展之前,可以先从事积极的破坏性活动——“瓦解”不可靠的或者敌对的部队。[16]

然而,此后的事态表明,国民党的本意却是急切希望缔造和发展本党的“核心”力量。 华南军阀势力后来受到镇压和被缴械,大多数情况下是“外来”势力利用在军校基础上建立的“核心”部队--所为。不言而喻,不能把“核心”和“骨干”对立起来。我们要说的是对军事建设的观点中某种互相交叉又互动的倾向。

所以,无论苏联顾问,还是国民党领导都明白组建可靠的武装队伍的必要性。 据米罗维茨卡娅的资料,在19244月中旬,苏联顾问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其内容是:1,建立党军(直接隶属国民党的军队)  2,利用苏联顾问为教练组建党军部队;  3,由这些部队统管“现有一切军用物资”。[17] 192555日,苏联政府有一个决议谈到国民党的建军问题,其中责成伏龙芝向广州派遣一批教练员,为组建国民党新军拨出必要的资金和武器。[18]

华南苏联顾问团在许多方面满足于俄国国内战争和红军建设的经验。红军从一开始组建就形成了一支统一指挥的集中的军事力量。那些名义上作为国民党“友军”的军阀部队,与红军的根本区别在于这些“友军”事实上乃是由中国旧式军队的残部组成。这些部队从来没有像俄国军队那样被全歼。受到收编的起义部队、匪军和以这样或那样形式重新组建的部队,都在不同程度上沿袭着原有的传统,战法和政治游戏规则。

其规则之一就是各军队间“一言为定”式的联合,军官们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可是苏联顾问们起初并不透彻理解这个特点。例如П.А.巴甫洛夫就曾计划从 “友军 ” 每一个师里抽出一个团,对其进行“特殊训练和教育”,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建立“党军”的问题。[19] 这样一来在国民党军官学校培养的“骨干”也许就有用了。这个计划显然是不可行的:任何一个中国将领都不会让权,不会允许别人染指他“自己的”军队那是他政治势力的依托和致富和工具。

巴甫洛夫在19247月不幸逝世,加伦取代了他的位置后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1,“从各师选取有文化的士兵,开设4-6个月的训练班,结业后再把他们送回部队;2,对机枪手和炮手进行同样期限和同样计划的集训, 这样将领们就有了初级军事专家,而顾问们和国民党也就在军阀部队中有了新式的干部。据加伦的建议,据前几期士官训练班的经验,将领们应当坚信这样的训练班和集训对他们有好处。[20] 加伦的计划要比巴甫洛夫的计划更加现实,但是也同样显露出重用新式“骨干”的特点。

顾问们还计划“逐渐向师长们发起攻击,以拉平各师力量,并把某一个师的剩余兵力编入另一个师” [21] (着重是我加的--作者)同时,打算改组军队的司令部,包括“设立一些组织和领导特种部队的部门”, “建成工程兵和联络部队”,在司令部内设立政治部等任务。

这话指的不仅是靠发展特种部队和技术服务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问题在于,军阀军队内缺乏对于20世纪武装来说通常应有的特种部队和技术服务的双重领导制。部队和联军既服从其所在部队的领导,又服从上述司令部内相应首长的领导。[22] 这个体制能够保证对特种兵的集中供应和特殊设施的管理(联络、工兵技术等),战役的重新分配和兵力与设施隶属关系改变等。在“友军”中实施这个制度,事实上剥夺了部队和联军指挥官对“自己”的部队物资分配的权力,使之受到上述司令部更加严格的监督。而这种监督定能加强部队中政治部及其下属机关的建立。

为进行苏联顾问拟定的“友军”力量的改编,在1924年首先要求开展外交上的周旋和成功地使用上述新式的“骨干”。然而,接下来的事态表明,要想顺利进行改组,只能用直接向国民党的友军施加压力的手段。 由于有了黄埔军校,政府也就拥有了这样的手段。

但是,在开始阶段,苏联顾问仅仅把国民党的陆军军官学校视为左右广东军政局势的一个杠杆,虽则是一个重要的杠杆。军校成功的榜样促进了在苏联顾问参预下相应院校的建立或现有军阀“友军”军校的改编。在黄埔军校开始工作的4个苏联顾问中,到192410月之后只剩下波利亚克和契列潘诺夫二人。“友军”军校中已经有苏联顾问在工作了,决定把契列潘诺夫调往黄埔军校。[23] 华南苏联顾问团军事处的П. 尼洛夫处长在19248-9月间写给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武官的一个报告中写道,广州各军校工作至少还需要9个人—(滇军、粤军、湘军、桂军、黄埔和吴铁城的警官学校)6处各派2名。[24] 尼洛夫说,“通过由一个训练中心军校的检察机关--领导的军校……我们就有条件影响整个军队的训练。新的军官们将有新的眼光,因为他们在军校里已经受到并将要受到政治教育”。[25].

.关于对所有友军指挥人员(原文如此。--作者)实行统一教授和培养制度的问题,还是巴甫洛夫向国民党领导提出的。据他的倡议,在防卫委员会第1次会议上就设立了由蒋介石为主任的一个委员会,从事组织和实施军校监察计划的制定,巴甫洛夫为该委员会的顾问。 他逝世后委员会的工作就停了下来。 7-8月间顾问团采取了一些措施恢复其工作。艾蒂金在该委员会内当了蒋介石的顾问,波利亚克为其助手。委员会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履行对军校的监察职能,最重要的是把训练工作统一起来。

19247-8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解散该委员会,另设由三人领导的军校监察机构,其中除蒋介石、汪精卫外,还应有一名苏联顾问。.[26]

顾问们就集中领导武装力量首先是军校所提的建议,最后促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决定为6 个军校设立一个军需部(杨希闵的滇军军校,黄埔军校,湘军军校,吴铁城的警察学校,(李济深)粤军第1 师军校,桂军军校,以及航空学校警察第1 团的学校。委员会成员有鲍罗庭,杨希闵,许崇智,蒋介石和宋子文,由孙中山主持。该委员会集中管理和分配固定的财政。

直接负责此事的,应当是大元帅直属的防卫委员会军需处处长。拟向该处长派遣由苏联顾问担任的“一名副手和顾问”,上述致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武官的报告中说,这件事容易做到,“因有一半的钱是由我国提供的”, 防卫委员会军需处处长每月有100,000广东元,其中30,000给黄埔军校,其他军校,航空和警察学校所得款项微乎其微。不过,顾问计划中规定,军需处应当考虑把“支持[黄埔军校]的将领们”提供的款项用于军校开销,日后这些钱务必通过集中的军需机构拨到军校来。[27] 但是关于经费的计算和集中分配将领们用于“自己”军队经费的这两两个计划未能实施。

同时,1924年苏联方面把对“友军”将领们军校中的工作,视为与组建政府的军校同等重要的任务。

最早任命为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顾问的是波利亚克,契列潘诺夫,杰列沙托夫。总顾问波利亚克直接与训练部王柏龄部长共事,契列潘诺夫和杰列沙托夫负责安排队列、射击和战术训练,同副校长何应钦将军共事。顾问们工作中的沟通因语言障碍而十分困难,他们不太懂英文和中文,无法“检查理论知识或审查教师的讲稿并做出必要的修改。”契列潘诺夫指出,“特别困难的是,我们不能独立授课。”[28] 中国军官们对顾问们的建议,接受程度也各不相同:何应钦和蒋介石努力配合,可王柏龄则为所有新措施的贯彻掣肘。按契列潘诺夫说,顾问们只好“夺回”直接向官兵演示操练动作或安排演习的“权力”……

军校顾问团的成员定期更换。杰列沙托夫进了巴甫洛夫的班子,波利亚克参加了司令部的工作,所以他吸收了其他顾问直接前来工作。1924年秋天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内组建了特务班,从那时起,有关专业的顾问们就投入了这项工作。新到的顾问在黄埔进行了类似演习的操练,别斯恰斯诺夫基列夫杰涅克(П.杰勃洛夫斯基),帕洛,齐利别利特,马采利克,罗加乔夫(奥利金)斯杰潘诺夫等这些新到的人,前两个星期都是在黄埔工作的。[29]

顾问们认为训练中最大的缺点是说的多,做的少,从而把“合理分配学科的时间”视为主要任务。例如第1批入伍生的大部分时间就放在了实践课方面。顾问们遵照苏俄工农红军操典规定的方法,并没有要求把中国传统的队列和操枪方法予以改变,但是在战术(战斗保障,侦察,观察等)和射击训练方面还是以苏式操典的要求为依据。顾问们把重新安排教学时间的建议通过鲍罗庭直接告诉了蒋介石,建议才算被采纳。王柏龄怕顾问们向校长直接告御状,变得“听话”多了。[30]  

顾问们在军校内还承担着其他特殊职能。(大概是1925年初写的)一份未标日期的报告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的教练员在学校内发现了11名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正在招兵买马,为国民党右派做情报工作。于是[顾问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冲淡他们的影响并将其从军校中挖除”[31].

军校从一开始就严重缺少武器。.苏联军邮船《沃罗夫斯基号》于1924108日驶抵黄埔,运来了8,000 支带刺刀的长枪,俄国式步枪,每枪有500发子弹和10支小手枪,这才缓解了形势。[32] 在《沃罗夫斯基号》的工作间里把炮弹截短使之能够装到黄埔军校的日本式阿里萨卡式山炮上并立即往炮上安装了瞄准器。[33]

在运送武器的苏联舰只到来之前,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就其实质而言,它们预先就决定了作为国民党政权重要军事保障的黄埔军校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当数19248月开始组建的教导团,以及是年10月的镇压商团军叛乱。

苏联援助在黄埔教导团的建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只消说一件事就够了:苏联顾问们反复修改了组建计划,苏联提供了武器和组建教导团需用的经费、武器;教导团的建制也是仿效苏联红军的“三三制”(一个团3个营,一个营 3个连),而不是中国过去常用的日本式“四四制”。值得指出的是,建立教导团的想法是中国方面首先提出的。

上述尼洛夫的报告中说道,在没有通过巴甫洛夫关于从“友军”联军中分出部队之前,“中国人提出过一个建立3营制军官教导团的方案、预算和内容。”顾问们的结论是:这个同时组建战斗部队和军士学校方案的提出,“前提是对的必须养成干部,使之成为改组过的军队的骨干。如果能够保证我们掌握对该干部教导团的领导权(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我们就有了新的向军队渗透的条件。此外,有了这样的条件,教导团就将是一支可靠的部队,一旦需要,这支部队就能由已经形成的国民党左派指挥”。 [34] 

顾问们把中国人提出的预算大大地予以缩减,结果其总额从511,546广东元压缩至231,400元,同时顾问们还建议把费用的一半给国民党。为配齐教导团的苏联教练员,军事顾问团领导要求再派遣两三个人前来(“况且我们要求派我们的参谋长去跟随国民党的指挥官”)[35]

11月,第1批学员毕业时,教导2团就开始组建。为培养军士教导团的正常训练未能安排。[36]事实上这与其说是教导团,莫如说是主力作战部队。

192410月黄埔教导团的几个分队就参加了平定商团军的战斗……黄埔学生军和教导团的表现,说明它们是政府的支柱。

黄埔军校和该校教导团的建立与巩固,成了政府与支持它的“友军”将领之间关系日趋恶化的原因之一。加伦看出,滇军构成特别的威胁,因他们看破了,政府的一再忍让主要是因为军事上力不从心。他认为“若想稳定广州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形势……就必须把那些没有头脑的外来势力 (即昔日对孙中山友好的外来“友军”作者) 赶走,这是靠和平手段做不到的。故此就必须立即把蒋介石的那个师组建完善,形成广州军队的坚强核心。[37].

关于黄埔军校第1 期学员政治工作的总结见于广州顾问团的一个未标示日期(大约是1925年初)的一个报告中。其中写道,“由于时间不足,缺少有经验的讲师和指导者,由于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原文如此作者),政治课程未能全部完成,但主要部分已经完成;已经向学员们灌输了在军队内开展政治工作和建立国民党支部的必要性。”  吸收黄埔学员们参加了军事法庭的“党的鼓动工作”,那是在黄埔附近一些建有国民党支部的村庄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学员们在支持召开国民会议期间表现的积极性,和他们在圣诞节期间参加反宗教活动的情况。学员和停泊在黄埔附近的军舰上的水兵建立了一个联合俱乐部,开始出版一个杂志。俄国顾问认为这是自己的成功。[38]

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学员的毕业和军校教导团的建立,就是广州政府和苏联顾问在“党军”建设第一阶段的总结。

192410月到广州的那批苏联顾问中,有各兵种、技术部队和后勤业务的代表,靠着他们,黄埔军校内不仅安排了步兵训练,而且能够培养军事工程师、高射炮手、通讯员和后勤人员。契列潘诺夫和波利亚克是那个时期陆军军官学校“在编”的顾问。广州顾问团的其他成员也参加了军校工作。例如,从192410月起,舍瓦尔金参加了军校战术、射击和队列训练的组织工作。别斯恰斯特诺夫参加了炮兵训练,雅科夫列夫参加了工程师的培养。顾问尼库林则专门从事骑兵训练。 先是科丘别耶夫,后是М.И.德拉特文(此人从1925年起)帮助军官和学员掌握军队的联络技术。  М.楚芭列娃(萨赫诺夫斯卡娅)也在军校讲课,她是华南苏联顾问团的侦察处长(后来是该处参谋长)[39] 3期学员在校期间,М.М.鲍罗庭也是政治讲师。[40].

黄埔第2期学员和教导团一样成为南方政府第1 (19252-4)东征的重要力量。东征期间前来参战的华南顾问团的苏联顾问有:加伦(任许崇智的参谋,该次战役的设计)和副官沙尔菲耶夫(沃罗比约夫);斯杰潘诺夫和政治顾问施耐德(随蒋介石);契列潘诺夫携2名助手高射炮专家别斯恰斯特诺夫和优秀骑手尼库林(1团长何应钦),帕洛携军事工程师瓦西利耶夫(2团长王柏龄),还有德拉特文。[41]

战事结束后,国民党的辖地大为扩展,并消除了来自东部的直接威胁。这一仗打完后,黄埔军校牢牢地确定了作为国民党最可靠支柱的地位,军校美誉传遍全中国。

1 次东征的胜利和南方政府军事后盾的确立,成了对滇桂两军阀部队的警告。为粉碎动乱者,苏联顾问参预并制定了作战布署。加伦承担起了对最忠诚于政府的军队的领导。[42]  苏联顾问在战斗中不仅随中国指挥官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直接指挥了一些分队的战斗(例如,基列夫指挥阿里萨卡炮兵连,沙尔菲耶夫包括孙中山前卫队和湘军军校学员的混成队)[43] 

政府军这一战的结果,是为国民党政权清除了在华南革命根据地的直接威胁。

192571日,南方政府宣布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成立。与政府改组消息同时颁布的还有政府下属的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并决定武装力量使用一个新的名称--国民革命军。而军队改组的基础,采纳的就是1926615日加伦在广州军事会议上提出的国民党军事工作的远景计划。[44]加伦本人进入了军事委员会。

组织和政治方面的新举措,正式批准在军校内建立的国民党的陆军部队,必然会影响到各军和原军阀们的军校。这首先关系到国民党支部,政委制,政治部,军校训练计划的统一。这样,苏联方面就还是希望通过使用“骨干”的办法改造那些军阀的军队。但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毕竟依然是新式军事干部,军队政工人员和“党军”的真正核心:尽管校内正式建立了第1军,军校毕竟主要还是党军的训练基地,这个军和军校的领导是共同的。

19259-11月第2次东征显示了建立“党军”的成功之处, 这次东征扩大了华南的革命根据地,清除了来自陈炯明及其盟友方面的直接威胁。罗加乔夫(7月加伦回莫斯科)充当了东征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的顾问,同时履行了国民革命军参谋长的职能。

有一些历史学者把1012-13日攻打惠州要塞当成此次东征的关键一役。[45]  蒋介石指挥这次战役。苏联顾问罗加乔夫,契列潘诺夫(1 军第1 )、别斯恰斯特诺夫、基列夫、帕洛、雅科夫列夫、舍瓦尔金参加战斗。[46]  1029日到广州接替加伦的Н.В. 古比雪夫(季山嘉)在报告中写道,攻打惠州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陈炯明没有得到原向他承诺的帮助。[47]

2 次东征后,1军部队占领了广东的战略要津。军长蒋介石在战斗过程中更加牢固地树立起威信,成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和国民党事实上的军事领袖。他控制的“党军” “骨干”,因有外围主力部队与之密切联手而发展起来,到1925年秋就成了华南军事战略形势中的重要因素。

国民革命军的改造从军事训练制度开始,是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参预下进行的。 19264月,华南苏联顾问团的人数已经达到76—58名顾问,18名技术人员。[48] 其中有张家口顾问团派来的人,因冯玉祥的国民军于1925年底—1926年初在华北失利,一部分顾问在1926年被调至广州。  据女翻译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回忆,1926年上半年几乎所有顾问都同时在黄埔军校工作。[49].  19263月,罗加乔夫正式领导国民革命军参谋部军校改组方案、训练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制定都有参谋部的参加。192511月到达广州的的纳乌莫夫(卡拉契夫)担任军校的政治顾问。苏联政治顾问参预制定了开展政治工作的标准文件(其中纳入第4期黄埔学员教材的政治[教育大纲草案]就是由顾问И.Я拉兹贡(奥利金)、契列潘诺夫、斯杰潘诺夫、罗加乔夫和И.К.玛玛耶夫参加制定的。) [50]

说起国民党的军事训练体制,就不能不谈到1925年底在广州建立的国民党侦察学校,该校领导者是俄罗斯工农红军司令部侦察总局的局长。该校学员的主要成分是军队政工机关的工作人员,建校前他们曾在侦察速成班接受训练。该校宗旨是培养“有理论素养的反侦察和侦察小组,以及普通间谍和全权代表。”“特科(即蒋介石第1 军的特科)应当成为未来侦察和反侦察机关的中心。[51]

1926年初黄埔军校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是国民党军队及其训练机制发展中的重要阶段。

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改组工作应当从21日开始。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组织条例》中也规定了顾问的任务和权力。按照《组织条例》顾问直接归入军校编制,“顾问备校长及党代表之咨询。” [52]

在那个时期,蒋介石和军事总顾问季山嘉之间出现了严重磨擦。 季山嘉主张严格执行管理和军需供应集中化。主管总参谋部的罗加乔夫和实际领导军事委员会政治教育[指导股]的拉兹贡都支持他。总军事顾问和蒋介石之间就财政和军需问题产生了冲突。蒋介石把军事预算的绝大部分划到了自己的第1 师和黄埔军校,而总顾问认为必须平均分配到各部队手中。[53].

这个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总顾问不熟悉中国的现实。例如,季山嘉认为黄埔军校是一个军校,而忽视了它作为“党”军教育机关的特殊地位。在拟定的改善军校工作的措施中, 季山嘉把“更换部分教官”置于首位。[54]  这样,季山嘉的计划就直接干预了黄埔军校干部任用上的决策,从而伤害了蒋介石。季山嘉的主张促使存在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方,和苏联顾问与中共为代表的势力为另一方这两种势力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激化,遂进入关系激烈的时期。

政治冲突的火药味越来越浓,遂在1926318-20日爆发,蒋介石的拥护者在广州炫耀自己的力量,似乎想反击共产党人的政变。

然而“中山舰事件”并不意味中共、苏联和国民党的政治联盟已经结束。互相间的利益依然维系着他们。当时身在广州的由А.С.布勃诺夫率领的联共()中央委员会调查团指出了顾问们活动中的过火行为, 不许他们直接占居中国军事机关的领导岗位等。[55]  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被召离广州,加伦回来了。他和他的战友们又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做出了新的贡献。正是北伐开辟了通向国家统一的道路。

胜利的获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利于苏联和中国相应政治力量的互动。对国民党军队建设和演化的研究,首先是对黄埔军校的研究,为了解这种互动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打开了新的空间。

 

                              (作者单位: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 本文得有作者授权在中国独家翻译发表,限于篇幅略有删节

[]当时说的不是建一座而是几座军校。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92号文件。--译者

[] Вишнякова-Акимова В.В. Два года в восставшем Китае. 1925-1927. 2-е изд. М., 1980, с.13 0-131;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革命中国两年记1925-1927(下用)(中文本即王福曾译《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130-131页。Черепанов А.И. 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в Китае. Из истории первой гражда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войны (1924-1927 гг.). 2-е изд. М., 1976, с. 94. 契列潘诺夫《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笔记》(下用),莫斯科,1976年第2版第94页。

[] 《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笔记》,第105页。

[] 该委员会名称和情况待查。-译者

[] См.: Юрьев М.Ф.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 гг. в Китае. М., 1952, с. 60.尤里耶夫:《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莫斯科,1952年版,第60页。

[] 《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笔记》第107. 111. 142;维什尼亚科娃《《革命中国两年记1925-1927》第131.

[] Юрьев М.Ф.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КПК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20-40-е годы. М., 1983, с. 11.尤里耶夫:《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中共武装力量》(下用),莫斯科,1983年版第11页。

[] 《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笔记》第341-342页。.

[] 米罗维茨卡娅:《苏联在国民党战略中的地位》,1990年莫斯科版第56页。

[11] 原文如此。--译者

[12]РГАСПИ,  ф. 627, оп. 1, д. 7, л. 124-126.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下用)全宗627,目录1,案卷7,第124-126页。

[13] 同上,第127-130页。.

[14] 同上,全宗627,目录1,案卷8,97, 99, 105, 108页。.

[15] 同上,第23页。

[16] 同上,案卷7,207, 209页。.

[17] 前引米罗维茨卡娅《苏联在国民党……》第53页。

[18] 同上,第54-55页。

[19]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627,目录1, 案卷8,15页。

[20] 同上,第14-15页;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 Картунова.А.И. Блюхер в Китае. 1924-1927 гг.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ый очерк. Документы. 2-е изд. М., 1979, с. 104. 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下用)1979年莫斯科版 104页。

[21]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627,目录1, 案卷8,14-15页;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第104页。

[22]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627,目录1, 案卷7,65-66页,146-152页。

[23] 同上,案卷8,20-22页。.

[24] 同上,第24页。.

[25] 同上,第19页。

[26] 同上,第14-15页。

[27] 同上,第18页。

[28] 契列潘诺夫《一个驻华……》第128页。

[29] 同上,第125-134, 137, 142页。

[30] 同上,第126页。.

[3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627,目录1,案卷7,114页。

[32] 广东革命历史档案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73页。.

[33]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627,目录1,案卷7,113页。

[34] 同上,案卷 8,15-16页。

[35] 同上,第17页。

[36] Дии цы го-гун хэцзо шицидэ Хуанпу цзюньсяо: цзинянь Хуанпу цзюньсяо чуанцзянь люши чжоунянь (Военная школа Хуанпу в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ПК и Гоминьдана: в память 60-й годовщины создания военной школы Хуанпу). Пекин, 1984, с. 36.

[37] Цит. по: Картунова А.И. 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в Китае: военный аспект (1923 г. - июль 1927 г.). М., 2000, с. 48-49.引自卡尔图诺娃《莫斯科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1923—19277)》,莫斯科,2000年版第48-49页。

[3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627,目录1,案卷7,113-115页。.

[39] 契列潘诺夫书第134页;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革命中国两年记1925-1927》第131-135页;娃Черепанов А.И, Записки..., с. 134; Вишнякова-Акимова В.В. Указ. соч., с. 131, 135, 148, 151; На китайской земл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етских добровольцев. 1925-1945. 2-е, доп. изд. М., 1977, с. 21, 43.《在中国土地上 苏联志愿人员的回忆录,(1925-19450)1977年莫斯科第2版第21,43页。

[40] 《黄埔军校史料》第509页。.

[41] 契列潘诺夫书目第194-196, 200, 205, 209, 213页。.

[42] 同上,第264页。

[43] 同上,第273页。

[44] 详见前引《加伦在中国》第192-203页;契列潘诺夫书第286页。

[45] 契列潘诺夫书第293页。.

[46] 契列潘诺夫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些名字,见他的“我的军旅生涯”,Поле ратное мое. М., 1984, с. 143;莫斯科984年版第143页;前契列潘诺夫书第292.294, 296-300, 304-30页。当时似乎还该有在第1 军第3师的В.Н.潘纽科夫。

[47]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627,目录1, 案卷13,12页。

[48] 米罗维茨卡娅《苏联在国民党……》第210页。

[49] 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革命中国两年记1925-1927》第152页。.

[50]С.Н.纳乌莫夫《黄埔军校》,《在中国土地上》第 43页。.

[51] 关于借助苏联顾问为侦察学校和国民党的特务学校的建立制定计划的详情请看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史料集锦全宗 627, 目录1,案卷19,1-22页。这批材料由B.乌索夫博士整理,即将出版。

[52] 《黄埔军校史料》,第122页。.

[53]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革命中国两年记1925-1927》第137页。.

[54]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627,目录1,案卷13,34-36页。

[55]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Т. II. Ч. 1-2.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работы М.Л. Титаренко и М. Лейтнер. 1926-1927. М., 1996, с. 147-148 (док. № 30). См. также: там же, с. 219, 223-224 (док. № 52). М.Л. 基塔连科和М.罗梅君主持编辑的《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96年莫斯科版,第3052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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