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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事密档》看黄埔军校的创立

阎沁恒

 

    国父孙中山先生深感于革命事业的屡遭挫折,未竟全功,乃种因于缺少坚强的革命武力为后盾,所以早思建立一支真正具有革命思想的武力,以担当革命的任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于民国十三年(1924)在黄埔创立,就是实现孙先生长久以来一大愿望的具体行动,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

黄埔军校的创立除了前述的意义之外,另外还有几种背景因素值得注意:其一是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的政局很快的落入一些思想陈旧、观念落伍的军人政客的掌握之中,他们认同的是权势的把持而非效力于民国,所以不但革命党人感到大失所望,一般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尤为不满,“黄埔建校正符合蓬勃的二十年代青年运动……全国各地满怀爱国热情的青年群集广州”[] 其中很多人报考了军校;其二是黄埔军校的教育目标,不仅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具有现代军事知识与技能的基层军官,而且施以同样比重的政治教育,以便担负军中的政治工作以及战地的政治任务;其三是黄埔军校的规模与制度部分取法于苏联,而且在创校的经费、军械以及人力方面都曾得到苏联的支援,苏籍顾问在初期的军校与党军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以是之故,美国的驻华武官当然会加以重视,麦格鲁德少校(Major John Magruder)曾将取自苏联驻华武官办公室有关黄埔军校篇幅浩繁的记录文件加以编译,报告到美国国务院,详述民国十三年至十五年(1924——1926)黄埔军校和党军的情形,其中的概说部分(Introduction)则代表了美国驻华武官对于黄埔军校的观察与了解[];尤其对于军校创办的宗旨与功能,苏联参与的程度与支援、军校教育的重点及其他有关校务的情形均作了叙述与分析,以之证诸其他相关的史料与论著,益可了解军校创立及办理初期的经纬,并可了然美国驻华人员的重视及关切。

 

军校的创立

从民国八年(1919)中华革命党易名为中国国民党之后,到民国十三年(1924)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党的改组工作次第完成。

苏联共产政权建立后,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第三国际,开始进行其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而中国就是第三国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首要目标。从民国九年(1920)三月以后,苏联即不断的派人来华从事活动,其中胡定斯基(Gregory N. Voitinsky)、马林(Hendricus Maring)、达林(S.A.Dalin)、越飞(Adolf A.Joffe)、加拉罕(L.M.Karakhan)等一方面进行其共产主义化的宣传,另一方面亦希望能说服孙中山先生接受共产组织与苏维埃制度,但是都为孙先生严正的予以拒绝,而所能考虑的则是在实现民国统一与国家完全独立的目标下,接受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由于苏联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表示愿意对国民党伸出援手,孙中山先生遂决定加强与苏联的联络,乃于民国十二年(1923)八月十五日派蒋中正先生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自上海启程赴苏联考察军事与政治,蒋先生曾参观苏联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红军的各种活动及苏联的海空军基地。同年十二月底蒋先生取道海参崴返国。[]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先生令派蒋中正先生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五月二日正式任蒋中正先生为校长,九月再派廖仲恺为党代表。军校于五月办理的招生中,由三千名的考生中录取了四九九人,成为军校第一期的入伍生。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

孙中山先生在亲临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中,曾致词勉励军校师生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甚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方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美国驻华武官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对于黄埔军校创立的背景与宗旨,曾作了扼要的叙述与分析。他认为自从1923年苏联之政治与军事顾问到达广东之后,首先发现中国人在政府各部门缺乏组织,为了要达成他们的终极目的,必须先从稳固国民党的政府基础做起,而稳固国民党政府的首要之务便是帮助国民党建立一支组织良好与军纪严明的军事武力。建立国民党现代化的党军,第一个步骤即为一九二四年协助创立黄埔军校,由孙中山先生信赖的蒋中正先生出任该校校长。黄埔军校创立的目的,即在“为国民党党军培养具有政治意义、愿意奉献于革命宗旨、接受过良好训练的基层军官。”[]

 

苏联提供的援助

由于孙中山先生对于苏联革命的成功给与相当好的评价,并且有意借鉴苏联的成功经验,以加速完成中国的革命与统一大业,在中苏合作的关系上奠定了相当有利的基础。苏联不断派遣各种身份的代表前来中国作试探与接触,如民国十二年十月六日抵达广州的鲍罗廷(Mikhail Borodin)。

国民党和苏联当局在建立军事合作的关系上在民国十二年似已有了一些协议,其中创立黄埔军校便是这种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开端。美国驻华武官的看法是,创立这所学校的构想和学校订定的各种组织系统及规章,都出诸苏联顾问之手,所以“黄埔军校的创立,应视为是苏联主导的结果。”[] 对于这一点,对方的观点不免言过其实,从军校校务的领导与贯彻中国革命任务,实现三民主义及国家统一之目标来看,军校的创立理念和主导权仍操之于国民党人之手。

美国驻华武官的报告中,一再强调苏联军事顾问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办以及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与建立党军的事实,但报告中并未有具体事例的举证。根据张玉法引用韦慕庭(C. Martin Wilbur)的研究,[]在顾问人员方面,除鲍罗廷以外,在黄埔军校开学时,初有苏联军事教官四人,后增至三十人。民国十四年(1925)二、三月间,军校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时,有加伦(Galen)率领的二十个苏联军官参加。同年十、十一月间二次东征时,各师参谋部都有苏联军官参加。到民国十五年一月,广州地区约有一百四十余苏联军官。根据研究中国现代军事史的刘馥估计,民国十四年时,除了由二十四位高级军事顾问组成的顾问小组派驻广州协助国民党外,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团的总人数约有文武官员一千人。[]关于代表团的人数记载不一,颇有出入,不过苏联在这段期间派遣数目可观的军事顾问人员参与黄埔建校与协助党军训练作战的事实,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关于金钱方面的援助,美国驻华武官的报告曾引述苏联高级顾问在一篇《广东政府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黄埔军校创校之初,所需经费乃仰赖我方(苏联)的援助基金。”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七日由莫斯科发给苏联驻华武官的信函中并且提到:“高级军事顾问加伦曾以十万卢布拨交黄埔军校作两个月的补贴之用,至于未来之需,则另行评估呈报。”[]另据张玉法的叙述,民国十二年三月间,苏联政府曾表示要援助广州政府二百万元,民国十三至十四年间,苏联曾援助黄埔军校建校经费二百七十万元(三百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经费一千万元。[11]苏联对于国民党的金钱援助,虽然因资料不全,很难作正确的计算,但由各方面的记载看来,在军事与财经的援助,在经费筹措十分困难的国民党而言,的确也提供了相当的助力。

关于武器的援助,美国驻华武官的报告中曾说明苏联政府提供黄埔军校所需之大部分军事装备,包括美国雷明顿(Remington)工厂制造的全新三线步枪(3-line rifles)和苏联制造的马克西(Maxim)机枪,但是校内官生对于这些新式武器的使用与维护还不太熟悉,尤其对于弹匣与枪管擦拭每多疏忽,枪管爆炸的意外事件时有所闻。[12]参照张玉法著书中之叙述,民国十三年十月七日,第一批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八千枝步枪(或云一万二千枝),十二月运到的又有飞机九架、步枪弹药五百万夹、机枪二十架、大炮五十八门,另有机枪弹及炮弹等。[13]

苏联以人力、金钱与武器大量的给与国民党援助,其用意当然不仅是单纯的援助一个邻邦的新兴势力而已,付出之后,必然会希望得到更多的回收。美国虽然是一旁观者,其驻华武官设法搜集有关资料,向国务院作了详尽的报告,也可证明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十分的注意。

 

蒋中正先生与黄埔军校

在美国驻华武官的整篇报告中,以对于蒋中正先生与黄埔军校的关系所作的分析最为详细。首先他认为国民党党军第一军是未来整体党军发展的骨干,蒋中正先生不但得到了孙中山先生信赖,也是第一军的军长,他之受命出任黄埔军校的校长,所肩负的责任是十分重大的。[14]在国民党的阵营中尚有分散各省而过去支援和参加革命运动的武力和若干军事学校的存在,但是民国以来,事实证明没有主义信仰和缺乏革命认知的军队是无法承担真正的革命任务的。民国十五年(1926)一月,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即下达一项命令,各地军事将领和各地的军事学校悉以黄埔军校为主体,所有的军事训练和军官的养成全由黄埔军校规划实施,俾以达到军政体系一元化的目标。[15]

蒋中正先生于民国十五年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师北伐,进展顺利,在克服南京之后,据美国驻华武官的报告中指出,蒋即有意将黄埔军校迁往南京,改名为南京军官学校,仍由蒋中正先生任校长。其后因蒋先生的突然宣布下野,辞去一切职务,有关军校的各种计划亦暂时停顿。据美国驻华武官的判断,在他撰写报告时,蒋先生已经复行视事,继续北伐未尽之功,有关军校的未来发展,也会随着蒋先生的复职而重新展开。[16]从该篇报告的分析中,字里行间,均可以看出蒋先生与黄埔军校的创办和发展关系之密切。

 

 

                 选自《现代中国军事史评论》第7期,19918

 

 

                              (作者单位: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

 



[] 以下简称“黄埔军校”。

[] F.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梅寅生译,《中国现代军事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第8页。

[]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Reel XI, No.2, P.505

[] F.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梅寅生译,《中国现代军事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第3-4页。

[] 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讲词,见于陆军军官学校编辑,《黄埔重要文献》(高雄县凤山市,陆军军官学校出版社,1984年),第2页。

[]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China,1911-1941Reel XI,No.2,P.471

[] Ibid.

[]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下册(台北,东华书局,1977年),第388389页。

[] F.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梅寅生译,《中国现代军事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第4页。

[]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Reel XI,No.2,P.471-472

[11]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389页。

[12]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Reel XI,No.2,P.471474

[13]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下册,第389442-443页。

[14]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1911-1941Reel XI,No.2,P.471

[15]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1911-1941Reel XI,No.2,P.47-473

[16]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1911-1941Reel XI,No.2,P.47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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