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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兴 樑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特点之一,是用“武装的革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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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埔建军到北伐前夕革命军之军械问题

孙子和

 

 

一、 前言

古语云:“大军未发,粮草先行。”意味着后勤补给对战争遂行的重要性。民国十五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展开北伐,次年四月定都南京,不三年而统一全国。其成功的因素虽非一端,但革命军之骁勇善战、勇往直前,当已为不争之定论。

一支勇敢善战的百胜雄师,精神上要靠旺盛的士气,物质上须有充足的补给。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是革命军士气的泉源,这是其他军阀部队所不具,精神武装已经胜过敌人;然而后勤补给是否充裕,主要在饷械的供应上是否亦优于敌人,或者说以广东一省之力,竟能发动北伐,在最短期内,打倒实力远胜于革命军的吴佩孚与孙传芳两大军阀,是否亦具有超越敌人的优厚物质条件,实为一项非常值得探讨之课题。

一般的印象是: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六年倡导护法,在广州的护法政府,屡经政学系勾结桂系军阀及陈炯明的交相为乱,广东迭遭战乱,民间颇多疾苦。民国十二年,杨希闵之滇军与刘震寰之桂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恳请孙中山先生自沪回粤,设立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军政,未几,许崇智率粤军自闽回粤,革命政府陆续增加的部队,有李福林的福军,及由湘赣来归的谭延闿部湘军、朱培德部滇军、樊钟秀部豫军等,由于滇桂军入粤之初,各部就地筹饷,以应军需,种下恶因,各军遂分别掌握防区财政机关,把持税收,截留税款,割裂财权,陈炯明部盘踞东江,邓本殷等割踞南路,固然无力予以讨伐,纵在统治辖区以内,革命政府亦因军政、财政未能切实掌握,不能有所作为,以致孙先生在一次军事会议席上沉痛地表示:“滇桂军各军官,你们赶走了陈炯明,我是很感激你们的,当时我在上海没有一点实力,原本不想回广州,正是想用心著书,把我的政见向广东父老兄弟宣传;后来你们都派人来到上海,要求我即时回到广东,自誓要实心拥护我,服从我的命令,实行我的主义,我更是感激你们,因此我才决意回来。谁知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我就约同广东的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是你们把我的家乡这样蹂躏,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块办事,我不得不和你们离开,我要回香山去了。”

当时杨、刘诸人听见此话,都说:“大元帅今天何必生气,你要我们怎样,我们都服从你就是了。”孙先生因此提出财政统一办法,议案虽经一致通过,但后来一点没有实行,各军依然是就自己势力所能及的,随意抢收分割了去,到底是毫无办法[]。似此情况而欲扫平军阀、统一全国,似属事有难能,然而事实竟出现奇迹,革命军终于冲破重重难关,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其胜利契机,则自民国十三年六月黄埔建军始。

在滇桂各军环伺之下,对于黄埔军校的建立与发展,自然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军校校长蒋中正先生曾谓:“军械既少,经费又没有着落,因为所有的广东财政都由滇桂军把持去了,不但学生的书不能教,学校全部都几乎不能支持。”[]然而军校毕竟在万般艰难的环境下办了起来,除了蒋先生所说军校是靠着总理孙先生和党代表廖仲恺等负责同志艰苦缔造的原因外,[]其开办费用、必需饷械,或谓曾获外力资助。蒋先生在《苏俄在中国》书中,即曾述及民国十三年商团叛乱之际,苏俄前后曾以总数三千吨之武器供给广州政府,[]夫人蒋宋美龄女士在《为劝告邓颖超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发表之公开信》中亦谓:“……苏联政权,别具心裁,予我革命基地广东以极有限之械弹。”[]除了武器装备,国外学者有谓苏俄曾予黄埔军校二百五十万大洋以上之金钱资助者,[]亦有据鲍罗廷(Borldin Mikhail M.Grusenberg)相告,而谓苏俄曾予军校资助三百万卢布者(此款如照当时比率计算,则当二百七十万大洋),并谓嘉伦将军(General Galen or Galin,原名Vasily Konstantinovich Blucher)且另有补助。[]此一事件之真象如何,俄人援助之目的何在,亦应有进一步的研究与澄清。

中国饱受列强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外货大量拥入内地,“手工业工人、小商人无力竞争,生活品价格日昂,农产品价格不能与之俱进,因此手工业工人、小商人、多数良好之农民皆被迫失业,饥寒交迫,非劫掠以图苟全,即从军以求生活,军阀从而利用之,组成军队,以少数金钱操其生死,饷值固低,又加以虐待剥削,当兵者不但不能养父母妻子,甚且不能自养。”[]所以,革命军极其着重士兵经济生活的改善;又因为军阀割据之下,军队粮饷,悉靠“统由各本军随地筹办。”[]大军到处,即向当时征收税捐,流动性较大地区,“譬如民国十四年,四川省的南溪县一地就换过六次占领军,地丁税就从原来的七千元增加到三十二万三千五百元。”[]自非温饱难求之农民所能负担,其结果也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当兵求生,一是沦为盗匪。四川大小军阀冠于各省,原因或即在此。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交相侵害,纵使两者之间不为勾结,已足使中国日陷痛苦深渊,倘两者狼狈为奸,则为祸之烈,尤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因知与兵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扫平祸国军阀之刻不容缓。一俟全国统一,立即实施军队编遣,不仅基于政治上之需要,亦为迅速恢复社会经济之要图,凡此线索,皆可籍官兵薪饷之筹集与多寡,窥其端倪。

本文涉及范围甚广,著者本身学识有限,复因会议时间迫促,草率成章,征引粗简,疏失势难避免,加以史料未尽完备,论断偶出臆度,倘能因此引起热烈讨论,获致正确答案,为历史解决问题,岂止著者本身一人受益而已。

 

二、 饷的问题

(一)饷的来源

黄埔军校蒋校长对饷的来源与意义的解释是:“我们今日所领的饷,……间接的说,饷是从政府和党部发给我们的,政府和党部的饷,是从那里来的呢?直接的说,是从百姓地方用赋税及其他筹集的方法拿来的。”而且“这饷的名称,不仅说是现钱,从政府和党部领来,为我们军队中一切的饮食、器具、用品,以及赡养家族的费用,统统都可叫做饷。”[11]革命政府时代,党和政府关系密切,两者是一体的两面,很难划清界限,譬如黄埔校军,一度称为“党军”,所以当时的军饷,由政府和党部筹措发放。而且“饷”也不以现金为限,如当时二等兵的饷额每月十元,须先扣除伙食费,才将余额发给士兵,而添置鞋袜、理发、洗衣以及一切零用,皆由士兵自理,再有剩余,始能作为养家之用。至于饷的来源,主要来自政府正常收入的赋税,其次则以“其他筹集方法”所筹措,大致包括捐献与外援,分述如下:

1、赋税

   赋税为政府岁入主要项目,乃最稳定之政府财源。但在广东尚未统一以前,陈炯明、邓本殷两部叛军盘踞之东江、南路固不必论,纵在革命政府管辖区域之内,包括政府所在地的广州,税收亦多为跋扈军人所把持,政府幸能得分余润,已是十分不易。历任财政首长廖仲恺等,固然费尽心机,多方整顿,孙科前后三度出任广州市长,自称在前两次之市长任内,大半时间都耗费于筹款、筹饷、筹革命经费中。[12]极度拮据之情况,随政府力量之增长,不法军人渐次就范而改善。以时间论,第一次东征开始好转,消灭杨、刘而更入佳境,第二次东征、平定北江、荡平南路,广东全省统一,革命政府之财政步入正轨,可见先有军事的统一,才有政治的统一;有了政治的统一,才有财政的统一,而且只有财政的统一,才是实质的统一。在当时,有地盘即有一切,蒋先生对于政府的态度则是:“但有惟命是从而已,即军政财政,亦以中央集权为首倡,故自请解除军长总指挥之职权,还诸政府;凡东江民政、财政各人员,概由中央派遣,决不敢妄荐一人,干涉丝毫;军区分配,部队驻防,任由中央之指定;惠州为我无数将士牺牲而得者,中正且提议划归第六军区,以免除末流割踞之恶习。至今军饷总由财部支配,而所部军无宿粮,士尽敝铠,日闻呼苦之声,亦惟以严法绳之,无稍姑息宽纵,当为世人共见。”[13]蒋先生对革命政府之忠诚表现,自非国民政府三令五申严饬各地驻军不得干涉财政收入,[14]通告各属党部及各团体不得干涉财政及一切行政,[15]而犹妨碍财政统一者所能望其项背。广东财政能上轨道,不能不说得之于蒋先生对政府的效忠。

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九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宋子文在中央政治会议第四十四次会议席上,报告十四年十月至十五年九月一年间库款收入及整理财政之经过情形说:“自广东境内肃清,统一军政、民政之后,改善广东财政之计划亦随之而实现,各种收支均已直接受成于财政部。政府之收入,自上年十月起至本年九月底止,国省两库一年间已达至八千零二十万元,每月平均收入为六百七十万元。考民国十三年全省库收为七百九十八万六千元,比较已增加九倍。”[16]此八千零二十万元之库款收入如下表:

 

宋子文报告十四年十月至十五年九月库款收入[17]

                                                 单位:元(毫洋)

项目

收入款项

平均每月收入

百分比(%)

公债

24283000

2024000

30

釐捐

11895000

991000

15

筹饷

11550000

962000

14.5

盐税

8915000

743000

11

杂税

4016000

235000

5

禁烟

3450000

228000

4

印花

3042000

254000

4

田赋

3018000

252000

4

杂项

2773000

231000

3.5

烟酒

2443000

204000

3

煤油

1798000

150000

2.3

税外

1619000

135000

2

沙田

664000

55000

1

爆烈品

458000

38000

0.5

关税

275000

23000

0.3

合计

8020000

6685000

100

 

依上表,作为特别用途或短期弥补财政赤字之公债,在各项收入中高居首位,占收入总额百分之三十;次为自清代剿办太平军即沿袭下来之釐捐,乃属苛捐;再次名为“筹饷”,实即对有赌博行为者及经营赌博业务者抽课之赌博税,而向为农业社会所依赖之田赋,位居第八,仅占收入总额百分之四;关税因省港罢工进出口减少而退居末位,仅占收入总额百分之零点三。故知政府税收虽然快速增加,税赋结构却极不合理,虽然如此,政府则因此已经展开北伐,军费需要急剧增加,一时亦无法予以改善。宋子文报告,同时期之军费支出为六千一百二十八万五千元,虽占收入总额百分之八十,而为支出总额百分之七十八,可知北伐军事得以发动并维持,粤省财力实居重要关键。[18]民国十四年十月至十五年九月收入较十三年剧增九倍,可知第一次东征以前不肖军人把持税收情况之严重,杨、刘等虽是为了各饱私囊,对其所部四五个月不发饷,[19]然而赋税所得为官兵薪饷主要来源,各军应无二致。

2、捐献

   捐献系指海内外个人或团体,对于党或政府提供之金钱支援。经常性之捐献,为数甚微,特殊性之捐献,如为某一事件或运动而号召之捐献,为数则较大。此种收入,为党或政府之特别收入,当然可以衡情拨付军饷,故为饷源之一。可供了解此项收入之资料很少,但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编造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管军费民国十五年十月分收支报告表”,[20]所载,当月军费收入总数8366480708元,其中各埠华侨北伐捐款仅13482300元,所占比率甚少。

另一种方式,即因某种特殊事件,而由当事者对政府“报效”若干金钱。如民国十三年广州商团图谋不轨,私运大批枪械进口,被政府查扣于黄埔,商团请求发还扣械,并发动罢市相要挟,范石生、廖行超居间调停,有商团报效政府五十万,政府发还所扣枪械之议,[21]但未履行。嗣孙大元帅有令将商团部分扣械分给军校与各军,又因许崇智言,如果将长短枪交回商团,当能得款百万以为北伐之出发费,乃决定取消分发各令,除照发朱培德步枪一千枝外,同意将扣械悉数归还,事又不诸。[22]后照民团督办李福林所拟办法,由民团督办担任召集殷实商人,筹借二十万元,由租捐项下拨还,团械交民团统率处发还,其数在五千枝以上。十月十日,蒋校长电报孙大元帅,商团枪械已在九日夜交李福林转发,子弹待其交足二十万元再发。不料当日下午发生冲突,商团卒叛,以枪易北伐费二十万元,终告无望。[23]但商团曾勾结陈炯明犯粤,愿报效陈军费一百五十万元,已交五十万元,故有劝陈放弃攻粤而陈以未可自弃于粤而拒绝之事。[24]是商团对陈炯明所为之捐献也。

另一类同捐献的方式,常为部队所采用,且为直接有效之饷源,即在攻占一地之后,由当地富商坤士或公私团体报效军费若干,立即可以移作军饷,或作奖赏有功官兵及抚慰伤亡之用,不肖军人在进攻某地之前,故意不发薪饷,宣称夺得该地,加发薪饷,常具激励士气作用。革命军在平定广东时期,饷源竭蹶,不免偶用此法,不过要能剔除中饱,一切公开,得以取信于众,亦为不得已之筹饷方法。据主管军校及革命军军需甚久之俞飞鹏云:“盖校方财政,自创办以来,即无日不感拮据,平日挪移借贷之事,恒所不免,一旦战事发生,大军出发,既乏固定之饷源,更鲜可恃之接济,故每遇克复地方,必须着手筹饷,两次东征时,飞鹏均受命接办惠潮梅等处财政机关,而从事于饷糈之筹措,当时正值会战之后,所以尚能勉达任务者,因能彻底剔除中饱,一切悉属公开,幸博得地方信任,乐予输将。饷款筹集之后,除分济前方各部外,军校方面,尚须随时拨济,俾资维持。”[25]

视此,即可得知梗概。又陈果夫奉蒋校长委派在上海密招新兵,当时正逢第二次东征,在沪募得新兵,因海员罢工风潮,航运不通,无法输运,需款维持而款已用完,陈果夫云:“连校长家里预备的家用,也被我抵借用了,就急电校长,请示办法。校长第一个回电说:把他的家用钱,拿去先用救急。其实他的摺子里,存款不过一千数百元,不够作两三天的维持费用,而且早已被我抵押支用。第二次回电,嘱我不必着急,他说:我自有办法,五号一定可以占领汕头,六号就汇款子来。……后来五号那天果然占领了汕头,第二天就汇了款来,丝毫不爽,使我最后一笔借款得以提前归还,更坚定了我的信用。”[26]陈氏所指系十四年十一月初东征军进占汕头之事,其得以济急使新兵得以到粤之款,应为俞飞鹏在战地筹得之款,此种筹款,确能稍纾燃眉。由此亦可见蒋先生及革命先进对革命事业无私无我之贡献,革命之艰辛,更非一般人可以想像者。

3、外援

   所谓外援,乃指外国政府对于革命政府所为金钱或物质上之援助,在当时而言,革命政府有可能获得之外援,唯一来源只有苏俄。

   关于苏俄对广州革命政府所为之援助,在武器装备方面,虽在来船次数及武器之种类数量有不同之记载,大致已经肯定确有其事,但对金钱上之资助,因乏直接史料佐证,迄今未有定论。国外学者对研究此一时期历史最有成就的韦慕庭(C.Martin Wilbur,虽然认为鲍罗廷援助孙先生的金钱数目迄今仍属秘密,[27] 但在其名著《孙逸仙——挫败的爱国者》中仍有以下的叙述:“蒋介石自苏俄回国之后,一月二十四日被孙博士任命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仅出席一次会议,即在二月二十一日辞职离粤,辞职原因或系与鲍罗廷有所争议,后由廖仲恺及一个七人委员会负起推动建校计划,选任干部,并在众多投考人中考取了五百名第一期学生,财务是一个问题,若干事情仍如一谜。二月二十九日,孙逸仙致电蒋氏劝其回粤,并说明军校财务问题已告解决。廖亦促蒋回粤执行职务,四月三日致电与蒋:”军校款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但经费何来?可能同时来自广东的纳税人与苏俄。

五月二十二日,广东省财政厅拨付十八万六千元开办费,数周之后,军校开学,财政委员会决定其每月经常费为三万元,由四个政府机关拨付。但是,一九二六年四月,一封来自广州俄国人的电报表示:“本校在一九二四年由我们组成,起初并以我们的经费予以维持。”数年之后,鲍罗廷告知路易费雪(Louis Fischer),苏俄政府为组织该校及支持其初期经费提供了三百万卢布,此款相当于中国大洋二百七十万元。[28]

韦慕庭以外同样引用路易士费雪著作以论苏俄对广州革命政府之军事援助者,尚有詹姆士包登(James C.Bowden)。[29]韦氏另在专文《国民党政权下之军事分离主义与再统一之过程》(一九二二——一九三七)中,对其引用俄援史料出处有更详细说明,[30]著者对韦氏之论述,有以下之浅见:

一)蒋先生于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具呈总理孙先生,并呈中央执行委员会,辞筹办军校职务,旋即离粤过沪返回奉化,其主要原因系由于禁烟督办杨西岩等财团垄断财政,杯葛军校经费,而非“与鲍罗廷意见不合”。视胡汉民二月二十八日致蒋先生电、孙先生二十九日致蒋先生电、三月十四日蒋先生与廖仲恺书、十九日胡汉民与蒋先生书、二十一日廖仲恺覆蒋先生书,[31]及杨西岩免职查办,蒋先生回粤任职,可以见其端倪。

二)廖仲恺致电蒋先生“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其意主要在使蒋先生安心放手办事,不必多为经费来源烦心。盖其时广州首善之区在杨、刘范围,各地税收难以征收,政府财源短绌,孙科任广州市长,其筹措经费,煞费苦心。当时决定拆除广州城墙,辟为马路,两侧所余畸零地段大为增值,出售后增加收入不少。又开办街坊公产申报,查实后予以标售,另给申报人应得之奖金。再将长堤沿江码头地位,除保留“天字码头”、“海关码头”作为公用外,其余码头地位,市政厅保留产权,而招标移作商用,收取租金。[32]然则军校之经费果自何来?是否如韦氏臆测部分为广东税收,部分为俄国援助?著者认为:军校经费,全部来自革命政府,与所谓“俄援”无涉。其理由有三:第一,身负建校全责并担任校长之蒋先生,在《苏俄在中国》中,指称俄援虽有武器,并未提及经费;第二,财政委员会议决军校经费,拨支开办费:财政厅银十八万六千六百元。经常费:财政厅五千元,公安局一万五千元,市政厅五千元,筹饷局五千元,共每月三万元。[33]但据当时任军校总教官之何应钦云:经常费每月约三万元,但实际仅能筹措约六千元,为数不敷甚钜,[34]但此款数额不大,广州政府可以负担。第三,倘有二百七十万元大洋俄援在手,只须稍资挹注,何至于如俞飞鹏谓“校方财政,自创办以来,即无日不感受拮据,平日挪移贷借之事,恒所不免”,何应钦所谓“每届月终,各方纷纷索债,几于无法应付”,[35]蒋校长更向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报告:“十三年六月在黄埔开学,……军械既少,经费又没有着落,……因之什么事都不能做,不但学生的书不能教,学校全部都几乎不能支持”。[36]十四年率校军第一次东征,屡与“饷馈不继……胜负未可必也”、“饷糈又告匮乏,心殊郁郁”、“款项奇绌,驰电廖代表告急”之叹,四月三日对第三期入伍生讲话,有“现在校中物质的缺乏,差不多不成其为学校,……这次潮汕不下,本校是不能维持下去的。”之语,八月六日,乃有“校款无人负责,愤而辞职”之举,[37]如有大笔俄款在手,竟“手捧金饭碗而饥饿濒死”,实不可解。

三)但如谓“俄款”之事尽属子虚,则亦未必。不过,“俄款”确实数目尚待证实,款到广州,亦未交给革命政府而在鲍罗廷掌握之中。款的去处,既未用以办理军校,亦不供应革命军饷,盖有以下两种用途:第一,透过苏俄顾问,供应中共在广州之党、政、军及军校中发展组织之需。第二,经鲍罗廷之手,用以购买俄国武器装备,援助广州政府。自第一艘运械俄船于民国十三年十月七日抵达黄埔以后,苏俄即表示续来俄械应先付费,而且必须现金。十四年六至八月间,苏俄驻北京使馆武官处屡电嘉伦将军及鲍罗廷,告以有何种武器装备及数目集中在海参崴,只要广州付现,立即运出。如七月四日一电所称之械,价值二百万卢布,八月二十七日一批,价值五十六万四千余卢布,[38]当时虽在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之后,广州政府财政已有显著改善,但谓立筹如此巨款购入俄械,恐尚无力办到,但确有俄械续到。六月二十九日,广州军事委员会通过嘉伦将军建议,筹款置备飞机,八月二十三日鲍罗廷致电北京俄馆,请速购军用飞机六架,并派航空员及机械员十人,由海参崴来粤,另电请接济军火,[39]虽然到粤武器装备及支出费用多寡尚无确数,但所付费用,谓为鲍所掌握之“俄款”,似亦有其可能。

 

(二)、饷的标准

由于军阀财政之不稳性质,付与官兵之薪津亦不确定,如北方冯玉祥之国民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以后,以饷械因难,规定官兵每月每人仅给伙食费四元五角,一般从政人员,月薪在二十元以上者,一律给二十元,二十元以下者,概给十元,迨出潼关后,食物价格飞涨,各官兵每月伙食费乃增为六元五角,以至北伐完成,皆如是发给。[40]广东方面,在出师北伐以前,官兵给养,悉以中央银行纸币计算,大洋一元约合纸币一二五元,及出师北伐,因各地多用大洋,乃改以大洋计算。初时将官、校每级更分一至二等,尉官每级三等,其后又将等次一律取消。薪饷标准如次:

                 国民革命军官兵薪饷表[41]

                      上将    460

                      中将    380

                      少将    280

                      上校    230

                      中校    170

                      少校    135

                      上尉   75

                      中尉   60

                      少尉   42

                      准尉   32

                      上士   20

                      中士   16

                      下士   14

                     上等兵  12

                     一等兵  10.5

                     二等兵  10

                     炊事兵  10

                     饲养兵  10       

据上表,官兵月饷实较北方国民军为优。黄埔军校学生月饷,依军官学校章程第十九条规定:“学生在校期间,每月发给月饷十元,除扣去伙食费用之外,余者发给学生。”故其标准与二等兵同。

美国俄亥俄大学副教授周丹(Donald Jordan)据民国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香港日报(Hong Kong Daily Press)资料,认为国民革命之将官月薪为:少将450——600元;中将600——750元;上将800元。另加指挥津贴;团长150元,师长500元,军长1500元。此一标准较前表尤高,官兵待遇差距甚大。周丹并谓另外或许尚有膳宿津贴,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的月薪即一千五百元指挥津贴与四百五十元至七百五十元之间的本俸之和,如以其湖南省长的身份,则薪津总和,月入将近三千元。[42]将领之间,因职务不同,薪饷差距亦甚悬殊。

民国十五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蒋中正先生即以上等兵月饷不过十一元,一等兵十元零五角,二等兵仅十元,粤省生活程度高昂,每日粥食一餐、蔬食两餐,每月至少须费六元或七元,所余仅三、四元,被服虽由公给,而添置鞋袜、理发、洗衣以及一切零用,所得实不敷所用,遑论仰事俯畜。尉官薪饷虽属平允,而自校官以上少者一百六十元,多者竟至四、五百元,虽事有劳逸,级有高低,但官兵饷额过于悬殊,至为不合,因在大会提案,建议改良士兵经济生活,大会决议:“通过,交国民政府办理。”[43]其后虽调整如前表,亦仅上等兵月增一元,少校月减二十五元,对士兵生活实少改善,盖因政府财政困难,同时北伐开始,需款更多,一时未能彻底改善。惟为使军校教导团士兵余饷不致零星用尽,稍能集少成多,俾各寄作家用,蒋校长曾拟采行一法,即将学生薪饷延后或提前至二、三个月发放一次,[44]亦不得已之一法也。

 

三、械的问题

本文所称之“械”,系广义解释,包括所有武器弹药甚至飞机在内,而非法律上所列举之狭义解释;著者并非军人,亦欠兵工武器常识,因此不讨论“械”的专门问题,仅就某一历史事件如扣缴商团购械、俄援军械经过等,说明其对革命军质量之关系,并概述黄埔建军之初饷械俱缺,何以在短短的两年期间,革命政府竟能籍此基础,发起北伐,且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底定中原,统一全国。当然,纵属如此,欲有十分完整的论述,仍非易事,倘能经此拙文,而有助于以往记载失实之澄清,盖亦著者为文之初愿。

1、  扣缴商团购械

杨希闵部滇军与刘震寰部桂军在广州,假揭革命旗帜,剥削蹂躏,商民不堪其苦,或且迁怒革命政府。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已入英籍,为汇丰银行广东支行买办,甘心受帝国主义之驱策,欲乘机造成私人武力之商团,阴结杨、刘,利诱粤东陈炯明,谋覆革命政府。乃在香港订购武器,与德商顺全隆洋行密谋,以哈佛轮船悬挪威旗帜商船运送军械。民国十三年八月四日,以购械自卫名义请得护照,为时不过四日,大批枪械九千余枝运入省河,孙大元帅据报,九日,派黄埔军校校长兼长洲要塞司令蒋中正先生查办。是晚,蒋先生乘江固军舰赴沙角弋缉,十日晨,发现悬挪威旗帜商船于白鹅潭,大元帅令蒋校长饬永丰、江固两舰押泊于黄埔校门,旋奉孙大元帅令将全部枪械悉数提存黄埔军校。政府以陈廉伯在军政部请领护照时,声明枪械四十日后才到广州,今竟仅只四日即到,显系事出预谋;并曾私托李福林及滇军代为起卸,无疑做贼心虚;且商团军仅有千人,而购枪达九千余枝,用途不明。私运大批枪械,危及治安,政府为安全计,必须予以查扣,商团乃煸动全市罢市,协迫政府发还枪械,双方相持不下,延至十月初旬,始勉从民团督办李福林拟订发还团械法三条:(一)由民团督办担任召集殷实商人筹借二十万元,由租捐下拨还;(二)团械交民团统率处发还,其数在五千枝以上,发还之数,须商团负责之人签字,不得异议;(三)团械发还之日,由商团通电解释以前误会,表明自卫心迹。

十月九日,蒋校长奉大元帅令发还团械,翌日,蒋校长电报韶关孙大元帅云:“商团枪械,昨夜移交李登同(福林)转发各户,子弹待其交足二十万元再发。今日登同言商铺明日决不罢市云。”不料当天下午军校学生暨广州市各界举行庆祝国庆游行,过西濠口,适商团在河岸起卸自黄埔运来发还枪械,疑将劫之,枪杀游行之工团军数名,事遂决裂。商团在西关架天桥,筑炮垒,以铁栅门分锁各街道,与城内成敌对形势,孙先生原欲令蒋校长收束埔校,将械弹运韶,专力北伐,复从蒋校长议,先行巩固革命基地,十四日,令警卫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飞机队、甲车队、兵工厂卫队、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学生,统归蒋校长指挥,蒋校长令军校学生第二、三两队至广州市,是夜商团发起攻击,蒋校长督队并协同由韶调回湘军约三千人及张民达、李福林各部及滇军,分头拒敌。十五日晨四时,太平门、普济桥一带商众来犯,警卫军还枪,破栅而入,巷战竟日。日晡,西关等处尽为联军占领。是日,西关大火,毁数百家,损失数百万元,陈廉伯逃归沙面。十六日晚,商团副团长陈恭受、李颂韶等请缴械赎罪,事变乃平。[45]

在此次商团事件中,被政府查扣的枪械,据称有9000余枝,其详细种类及数目,苏俄顾问的记载,在军校发还商团者为步枪2149枝、毛瑟枪1851枝,两者合计为4000枝,另子弹25000发;尚保留在军校者有步枪2700枝,毛瑟枪1000枝,两者合计3700枝,另子弹33万发。总计为枪7700枝,内含步枪4849枝,毛瑟枪2851枝,子弹355000发。以枪枝总数言,则不足9000之数。但八月二十三日孙大元帅曾手令将扣留之械内,检交李縻驳壳枪175枝手机关枪18枝,并发给两项足用子弹,为装甲车之用,后于十月四日及八日两度催发枪械予李縻,并将驳壳枪由175枝增到250枝。十月八日手谕蒋校长:“先发朱培德部步枪1000枝,子弹配足。”[46]依此看来,所扣商团之械,除长枪之步枪与毛瑟外,尚有短枪可以连发之驳壳与手机关枪。发给朱培德部及李縻之长短枪计1268枝,系在决定发还商团部分械弹之前,如与苏俄顾问所记已发及保留之7700枝合计,总计长短枪枝为8968枝,已甚接近9000之数,且依常理推断,短枪部分决不可能全部发给李縻,换言之,除发给李縻驳壳枪250枝及手机关枪18枝外,必然尚存部分驳壳枪及手机关枪,则“九千余枝”之数,应属可靠。子弹方面,除355000发长枪子弹外,应尚有若干短枪子弹,总数虽无记述,必亦备有相当数目。

黄埔军校在此一事件中,除遵令发给朱培德部及李縻者外,发还商团枪4000枝及子弹25000发后,余下枪3700枝及子弹33000发,即为军校所得。其后商团在失败后向联军缴械请罪,因军校仅两队学生参加平乱,掳获械弹不多,故谓教导团所用械弹系商团之械,应为军校保留未发之物,而非缴得之战利品。商团某些小部队虽在失败中从广州市区先后逃脱,部分逃入沙面,究属少数,政府军配合广州市的攻击行动,同时对佛山及其他各地商团采取行动,全部予以缴械,因为各军皆故意减报其掳获之枪械,政府军掳获之战利品不详确。[47]不过可以推测,发还商团之4000枝枪及部分子弹,以及商团军原有之绝大部分械弹,当尽落含杨希闵滇军在内之政府各军手中。约略估计,广州革命政府各军及军校,在商团叛乱事件平定之后,所获各式枪枝应在万枝以上,子弹不下400000发,似非夸张之词。

2、  俄援军械经过

中山先生决定联俄的目的,即在获得俄国的援助,不过苏俄领袖们似对“援助”的解释,重在俄国革命经验的传授,其后鲍罗廷到广州,向孙先生所作献替,多为党的组织及农工运动革命策略,但孙先生自始即着重于军事上的需要,而第一艘运送军械的俄船,至民国十三年十月七日始抵达黄埔,[48] 苏俄的军事顾问陆续来到广东,一份“苏联在华军事顾问暨空军人员名单”,列有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及军事总顾问嘉伦将军与其他军事顾问、空军飞行员、领航员共47人。[49]本文所欲探讨者,则在俄援军用武器之情况。

蒋中正先生在《苏俄在中国》中的记述,应是最为可靠的论据,他说:“当民国十三年夏秋之间,我们国父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其根基未臻稳定期间,就有香港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筹集大量武器和金钱,接济广州反动商团,企图叛乱,来颠覆我们革命基地,苏俄乃自动提议,愿以无代价的供给我们军械。后来反动商团实行武装叛乱时,苏俄武器亦在这个时候运到了广州。第一批步枪8000枝,随后第二批包括野炮6门、步枪3000枝以及其他机关枪、手榴弹等,共计总数为3000吨。”[50]蒋先生此一记载,业经学者普遍引用。[51]如依据有关资料再加研究、考证,事实将更为明确。

第一,关于俄船抵粤的时间,《苏俄在中国》未记确期,且有学者谓为十三年十月八日者,[52]但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明白记载为十月七日,此一说法,已为中外学者如韦慕庭、李云汉、齐锡生等人所引用。此一时间为发还商团扣械前两日,即商团叛乱前三日。

第二,俄船到粤次数,《苏俄在中国》记有前后两批,当时身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冷欣,亦谓“韦(慕庭)教授说民国十三年曾有苏俄援助武器一批,实际上应是有两批的。”[53]但据曾为黄埔建校筹备委员之一,后任军校教授部主任及多项职务之王柏龄,在率领学生起卸首批俄船武器后称:“这一次踊跃的情形,决非第二次第三次所能及的。”[54]到粤俄船似应不止两批而为三批。再据外文资料显示:有七艘船舰行走在海参崴与广州之间补给汽油、武器及飞机。[55]广州政府军事委员会曾通过嘉伦将军建议置备飞机,鲍罗廷曾电请北京俄馆购买飞机并派遣航空及机械人员来粤,而“苏联在华军事顾问暨空军人员名单”中,有飞行员三人暨领航员二人,显示广州确有俄制飞机及空军人员,可见俄船援粤批数,应有三批或三批以上。而在各种武器装备之中,第一批运抵黄埔者已确知为步枪、子弹及小型手枪,其后之机关枪、大炮、炮弹及手榴弹应属第二批所有。至于飞机,鲍罗廷在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始电北京俄馆速购六架并派有关人中来粤,第二次东征进攻惠州时,十月十三日,曾以空军实行侦察,如所用飞机为由俄运来,而飞机又为第三批俄援项目时,则第三批俄援抵达广东,最早应不早于十四年八月。又因俄援武器自第二批起即须付款,十三年年底以前,北伐军事虽因孙先生北上暂时中止,广州政府之财政情况,仍然极度困难。十月七日,第一批俄援赠送广州之后,如谓在同年底前,除第一批之步枪及子弹外,尚可获得第二批之野炮、步枪、机关枪、手榴弹等前后两批共三千吨之装备,[56]除非鲍罗廷掌握有“俄款”可资支付,否则似亦不易办到。故据以上推论,第二批俄援武器抵粤之时间,似可能在十四年初至同年六月,即第一次东征与荡平杨、刘前后。

第三,对革命军影响最大者,应为到粤俄械之种类与数量。《苏俄在中国》中称第一批俄械为步枪八千枝,复据率领学生起卸入库之王柏龄称,第一批俄械为步枪八千枝,全部配有刺刀,每枪配有子弹五百发,共有子弹四百万发,如此八千一式新式步枪,配有如此充足之子弹,装备之付佳,在粤各军,恐尚无出其右者,此外尚另有十枝小到可以装入西服上衣口袋之小手枪,[57]难怪王氏记载:“八千多步枪,号称万数,广州的军阀们眼睛都红了,够得上的,向总理硬要,够不上的,就想效法梁山泊,来个劫夺生辰纲……。加之总理经不起这个要,那个要,于是乎在‘大家都是革命军,为先生革命的’甘语之下,这个落千,那个五百,还有两千三千的,我们又白忙一场,空欢喜一场,叫人家都分了去了,我们全体官兵,真是哭哭啼啼的,一到手不过三千来枝。只有要求校长,下次有枪来,我们是不再分的为愿望。”[58]其实孙先生对此首批俄械非常重视,当时在韶关督师北伐,曾谕蒋先生将此八千一式之枪运韶,“一枝不可分散”,“决不瓜分各军”,用来训练卫队之用,纵是许崇智亦不能给以一枝,必要时只可将黄埔前时之枪(应指查扣商团或军校原有广州兵工厂所造之枪)给他。又谓许崇智果要一式之枪(指俄械),可先整顿其部队,“若能汰劣留良,得一万则可给与一万,得二万亦可给与二万,因俄船已来过此地,以后再来,当更容易,如我确有可靠之兵,要枪来用,以后不成问题,此头一批之械,不过来一试耳,以后只要问我有人耳,必可源源接济也。”[59]可见孙先生必欲以此八千一式之枪装备一支完全忠于革命的军队,决不轻言瓜分。后虽为促使赵成樑、朱培德部出师北伐,曾与蒋先生函商,请其酌夺,可否抽出三千枝枪,分与赵二千枝,朱一千枝。[60]未几,孙先生返回粤垣,旋离粤启程北上,翌年三月逝世北京,故终孙先生在世之日,首批俄械似并未分给各军。十四年七月十日,广州派许崇智、汪兆铭赴黄埔,接收苏俄赠与之军械,[61]故黄埔所存首批俄械,果如王柏龄言军校仅留三千余枝,其余分给各军,亦应在此之后。

此外,中外资料对于首批俄械尚有不同之记载,如《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书所称,十三年十月七日俄舰运械抵埔,系前由大本营向俄定购山炮、野炮、长短枪枝、轻重机关枪,以及各种弹药,[62]不仅来械品名数量不同,即苏俄赠械之事亦并无记载。索柯尔斯基(Sokolsky)据外国资料谓,首船有一万二千枝步枪与四十门野炮,全部免费赠与广州政府。[63]韦慕庭则谓,第一艘抵粤俄船伏罗夫斯基号(Vorovsky)系由奥德萨(Odessa)航经印度洋到海参崴者,带来数千枝步枪及弹药及若干机关枪与野炮。[64]武器数量均较庞大,而同意首批俄械为步枪八千枝,每枪配备子弹五百发者,有刘馥(Frederick Fu Liu)及詹姆士包登等。[65]

第二批俄械之数目,《苏俄在中国》称为“野炮六门、步枪三千枝以及其他机关枪、手榴弹等”,詹姆士包登认为首批俄械到粤之后,一年之内,中国方面另又收到一万五千枝步枪、机关枪及大炮,[66]刘馥谓首艘俄船抵粤之后,中国另以购买或其他方法由苏俄获得一万五千枝步枪、机关枪及大炮,[67]均较《苏俄在中国》所称之数为多。但《苏俄在中国》以一、二两批武器装备均系苏俄自动无偿提供;而指出自第二批起必须价购,或以其他方法始能获得,后且言明限用现金者尚有韦慕庭,及有关资料如北京俄馆武官致嘉伦将军及鲍罗廷电报等。

第二批运粤俄械之数量,已有不同之记载,第三批或其后之情况,因资料不多,更难确定。民国十六年四月六日,张作霖搜查北京俄国驻华大使馆,发现不少文件,其中有三件电稿与此事有关,该三件电稿仅有月日而无年份,然据内容推测,均应为民国十五年文件,其涉及俄及俄械数目者盖有两件:一是十五年七月四日,苏俄武官伊格洛夫(Egaroff)致电嘉伦将军,略以据估计,至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止,已交广州之补给品成本为二百五十万卢布。下列补给品待集中于海参崴后即可交运:

步枪子弹五百二十五万发

机关炮二十门及炮弹二千发

有阪炮(日制,Arisaka guns)二门及炮弹二千发

三寸山炮七门及炮弹七千发

三寸炮化学炮弹一万发

罗森堡炮(Rosenberg guns)九门及炮弹六千发

重炮四十门及炮弹四千发

飞机九架

以上补品之成本,除若干已由海参崴交运之项目外,计值二百万卢布。广州政府须为海参崴至广州间之运输立即付款,并为已运未运之补给品在固定日期付款,为了执行广州未来的订单,必须付现始能办理。

二是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苏俄大使馆武官处致鲍罗廷电,估计有下列武器已在海参崴集中:

俄制步枪子弹一百三十万发

日制步枪子弹一百二十万发及三寸野炮炮弹八千二百发。

而在一周之内,将续有:

德制步枪子弹七百万发

维拉火药(V-la Powder)二百五十普特(Pood 为苏俄重量单位,每一普特等于一六三八公斤或三六一一三磅,故约合8028磅,原件称9000磅)

三寸山炮炮弹八千发

十五门重炮之备份零件

此项武器装备之成本,除十五门重炮备份零件不计外,计为564148卢布,付款即可交运。与国民政府若干单位交涉结果,可直接运至江西、福建边境交货。[68]

以上两电发出之时,国民政府已在广州成立并展开北伐,除前一电文提及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前运粤俄械之成本外,余已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不过籍以了解俄械交易情形而已。

 

三、 掳缴叛军枪械

革命政府统一广东以前,反革命之陈炯明据东江,邓本殷占南路,而革命政府辖下杨希闵与刘震寰之滇、桂军,则阳奉阴违,时思反侧,第二次东征前夕,粤军郑润琦、莫雄部,川军熊克武部竟欲暗结东江,阴谋叛变,此等反动武力,均为革命军次第削平。广东统一,革命基地得以稳固,即以掳获之人枪,改编装备,不仅因全省统一,消灭各军自行征税,强截税款,财政大为改善,充裕政府收入;革命军亦扩大增加,从而奠定了北伐的基础,肃清叛军掳获情形如后。

1、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图袭广州,革命军决定东征,以滇军为左翼,由河源老隆以趋兴宁、五华,当陈军林虎部防地;以粤军为右翼,将由海陆丰以趋潮汕,而当陈军洪兆麟部防地;桂军任围攻惠州之责。黄埔校军参加右翼作战,以第一、二两教导团、第二期学生总队、炮兵营、工兵队、辎重队及第三期入伍生第三营为主力,随同作战者,有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张我东团,因蒋校长原为粤军参谋长,故右翼全军皆由蒋校长统率。[69]

民国十四年二月一日东征开始,右翼军于四日克石龙、东莞,十日肃清广九路叛军,十五日克淡水,校军第一教导团掳获甚丰。二十日大破陈军于平山,二十七日进向潮、汕,占领海丰。三月三日大破洪兆麟部于鲤湖,七日克潮安、汕头。林虎率众袭东征军右翼之后,校军于十三日与敌战于棉湖,以寡敌众,缴枪甚多。十八日校军占五华,二十日克兴宁。兴宁之战,林虎主力黄兴业部来援,复被击溃,即此一役,即获得大炮七门,炮弹六百余发,枪械约二千枝,子弹二百余万发,机关枪二十挺。二十七日克梅县,林虎、洪兆麟残部退往赣、闽边境,惠州杨坤如部为滇军收编,东征军事告一段落。[70]

东征军各部队作战所掳获的战利品,均顾虑到未来的分配问题,不肯据实呈报,故意以多报少,据统计大致如下:

各式步枪一万二千至一万三千枝

各式机关枪一百一十挺

旧式大炮三十门、新式大炮六门

各式子弹八百万发

炮弹一千五百发

大型无线电发报机三部

汕尾兵工厂一所

黄埔军校两教导团所得战利品,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而掳获最多者为粤军第二师和第七旅。[71]

2、驱逐杨刘:杨、刘滇、桂军在第一次东征中,心怀异志,按兵不动,徒索军费,且欲勾结陈军,陷东征军于绝境,幸右翼校、粤各军奋勇杀敌,始告成功。及东征底定,杨、刘恃众五、六万人,南联唐继尧,北结段祺瑞,阴谋割据广州,其通敌密电,均被右翼军查获,逆迹昭著,政府为巩固革命基地,不得不予以讨伐。乃命军校蒋校长为总指挥,率领党军(军校两教导团改编为党军第一旅)及粤军回师靖乱,一面允陈炯明残部投诚,许其回驻潮、梅,更令北江之湘军与建国第一军南下,会攻广州;命河南之李福林部进逼广州市区;在西江之粤军,除酌留一部防守南路处,一部东进协攻,并令粤汉等路工人罢工,断绝滇、桂军联络,使之首尾不能相顾。

讨伐行动开始,东江方面,党军、粤军、警卫军于十四年六月七日抵樟木头,八日占石龙,九日占石滩,滇、桂军置重兵于龙眼洞及广九路一带,又先后退广州市郊,滇军师长赵成樑在广九路被炮火击毙。北江方面,湘军建国军在谭延闿督率下,将驻韶城滇军赵成樑部韦旅包围缴械,沿粤汉路南下,自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将琶江口、石角、龙翔、迳口、赤泥、石龙墟各处滇、桂军击溃,进抵广州近郊。其他方面,海军既制服被劫军舰,十二日拂晓,闻东北两方枪炮绵密,乃掩护河南李福林及黄埔学生队伍渡河威胁敌军侧背,西江粤军亦沿广三路前来。十二日上午,东江各军击溃敌军主力,与北江、西江来会各军,同进进攻,将广州附近之滇军悉数缴械,杨、刘潜入沙面租界。原在东江地区之滇军第三军胡思舜部回援杨、刘,于六月十四日到达广州附近,直扑市区,为政府军迎头痛击,卒将该部包围缴械,杨、刘反革命势力完全消灭。[72]

此役战利品数量同样难以确定,各军均欲以多报少,预为将来向政府请求补充武器留一余地。据官方统计,俘虏约一万五千人,其中有军官五百人。战利品数目约略如下:步枪一万六千六百枝、机关枪一百二十挺、大炮二十门,以及滇军范石生的小舰队炮艇六艘、武器同官兵等。[73]

3、第二次东征:前向政府投诚之陈炯明残部,回驻潮、梅之后,不知力图自新,竟甘为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十四年九月一日复举叛帜,进占普宁、惠州、海丰、陆丰等县,北路川军熊克武部南下连州,南路邓本殷部犯肇庆,有会攻广州企图,政府为消灭叛军,统一广东,必须进行第二次东征。十八日,军事委员会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中正兼广州卫戍司令,全权处置粤局。二十日,蒋先生指挥军校学生第二大队及第一军第四、第五两团与粤军陆海泉等三旅,将驻东莞之反革命粤军第三师郑润琦部及驻石龙之反革命粤军第三旅莫雄部缴械,郑师、莫旅各约三千人,稳定了内部。[74]二十八日,政府任蒋先生为东征总指挥,展开第二次东征。十月六日东征军自广州出发,十四日攻下夙称天险之惠州,继续分路扫荡,二十八日进出梅林,击溃陈军主力,如入无人之境,五华、兴宁先后克服,乘胜肃清梅县、大埔之敌,追至闽边永定一带,将其残部悉数缴械。十一月四日收复潮、汕后,六日蒋总指挥自汕头电报国民政府云:“……自上月六日出师迄本日,适为匝月,经将逆军主力完全击溃,先后缴枪六千余枝,大炮七门,机关枪三十余架,俘虏六千余人,东江名城,次第收复,直达潮、汕……。”[75]此后尚有零星战斗,东江以是底定,不复再以叛闻。

据苏俄顾问记载,此次战役俘虏敌军六千及其全部物资装备:大炮十五门,机关枪五十挺,步枪六千至七千枝。[76]

4、平定南、北路:十四年春,第一次东征,粤军破兴宁,曾在林虎司令部中发现熊克武派至广州之亲信但懋辛于十三年冬致林虎函,欲联合滇、桂军反对孙中山先生,同年夏,熊为赵恒惕所逼,率部来粤就食,政府优予宽容,指定原属朱培德在北江驻地之连县、连山、阳山等地给熊驻扎,后又应其请求增加乳源一县,除四县收入作为其军需之外,另拨二百万元予以补助,[77]不料熊仍心怀不轨,竟与陈炯明勾结,在二次东征之前,督部南移,有合东江、南路共图广州模样,熊且亲来广州,伪作拥护政府表示,十月一日陈炯明代表张识万(一作张炽万)在广州被捕,并由朱培德处及熊所住旅馆获得熊、陈通谋确据,乃于十月三日将熊克武及其军长余济唐等扣押,命令二、三两军相机解决熊部川军。北路川军约有八千人,[78]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鲁涤平所部张耀瓒、戴岳及第三军王均围攻于牛头岗附近,残部败经东陂窜入湘境,为唐生智所收编,北路平定。

陈炯明同党邓本殷盘据粤南,兵力约三万余人,[79]受北京政府粤南八属督办名义,妄图颠覆革命政府。十四年九月,东江逆军再起,北江熊克武军阴谋响应,邓亦进犯肇庆,待机配合东江、北路,共图广州,随陷阳江、罗定、云浮各县。国民政府先以第四师师长陈铭枢为南路总指挥,西出平乱,因新编第十二师叛变,一度情势危急,迨北路平定,政府重新部署队伍,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南路总指挥,分兵四路,进击邓军,连复失地,十一月二十三日,俞作柏之第四路军进占廉江,邓率残部退回琼州。十二月七日,桂军胡宗铎部由广西截击敌人,占领钦州,雷州亦告光复,邓军斗志全失,越海而逃。国民政府以粤南既定,各军宜回原防整顿休养,改命东江回省之第四军军长李济琛率部肃清琼州邓军残部。十五年一月十五日开始渡海,二十一日起在新埠陆续登陆,即向琼州进攻,邓本殷从海道遁去,残众均经缴械收编,琼州大定,广东全省乃告统一。各军掳人枪,悉予容纳改编。

 

四、 结语

1、民国十二年一月,杨希闵滇军与刘震寰桂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请孙中山先生由沪返粤,二月二十一日,设立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军政,建立革命政府,粤、豫、湘等军相继来归,至十三年黄埔建校之时,东江、南路在陈炯明、邓本殷等盘据之下,革命政府所辖区域,约为广东全省三分之一,即由韶关至广州粤汉沿线附近及广州近郊地区,而在此辖区之内,首善之区的广州及其近郊,为滇、桂军驻地,彼等擅委官吏,截留税收,其他各军亦各就地筹饷,供应军需。当时财政既不统一,税收又为各军把持,政府本身所需经费,已是大费周章,各军之因驻地狭小或过度贫瘠不能维持而提出请求时,政府尚须设法补助。故究实言之,此时革命军之饷械,除各军所原有者外,经常费用,亦多靠其自筹,政府无力补给,部队对政府之忠诚既不彻底,革命军本身亦驳杂不纯,有实心革命者,亦有假革命之名,类行割据者。

2、情况之改善,肇基于黄埔军校的建立。但军校在政府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筹建,开办费十八万六千六百元,每月经常费三万元,均由政府拨付,因政府财政实在困难,其后每月仅由市政厅拨六千元,几至无法维持,蒋校长为了经费困难,十三年二月及十四年八月先后两度提出辞职,学生起初饷械俱缺,甚至有伙食接济不上,濒临断炊的困境。军械方面,最初请求发给毛瑟枪三百枝,但兵工厂在军阀严密控制之下,几经交涉,始发给三十枝,用作警卫尚嫌不够,遑论出操作战。[80]十三年五月二日,蒋校长函中国国民党工人部长廖仲恺,请转兵工厂厂长马超俊补充军校械弹云:“本校步枪除已领到二百三十杆外,尚差三百五十杆,其中三百杆,本月十五日以前,须发学生枪操,不然恐于预定课程有所妨碍。如万不得已,则于本月二十日以前缴足三百杆,其余五十杆,或在月底前缴齐亦可,务请转催马厂长设法办到。现值战时,子弹虽不能配足,但最少每枪亦要配五十颗终可,祈为说明。如昨日领来之枪未有子弹,则不可也。以后每枪还须请其补足百颗为祷。”[81]

可见获得枪械之难。直至同月下旬,第一期学生每人始勉强获得一枪。[82]八月,商团图谋不轨,私运枪械进口,被缉扣于黄埔,军校籍发还商团余械,始成立了教导团,校军亦即党军及纯正之革命军,始得以萌芽。惟可得确定者,军校初期之饷械,皆由政府拨补,确无任何“外援”在内。

3、参与平定商团叛乱,军校学生初试身手,十四年春第一次东征,获准随同右翼粤军出征,勇冠三军,连战皆捷,大出敌人意表之外。东征获得光荣胜利,校军饷械、政府财政,由此均得稍获改善,政府因对统一军民财政更形积极。十四年六月二日,大本营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胡汉民为统一军民财政发表宣言,以“军政不统一,微论平时给养,人自为谋,易酿倾轧之风,一遇有事,军各为战,适足以促成自杀之道;而且命令杂出,训练困难,人民苦军队之横行,盗贼冒军队以劫掠。”“自军兴以后,政出多门,军队所驻,俨同封殖。”“粤东岁收垂五千万,养军行政本至裕如,今则一物数抽,经微皆税,司农转有仰屋之叹,兵士时有枵腹之忧,此皆财政乏统一之方,所以预算失其调剂之效,络一滞,全部尽僵。”决定“自后于最短时间,力求军民财政之统一,对于抗令者与以严厉之制裁,对于阳奉阴违者与以严厉之惩罚。”[83]盖已针对杨、刘不法行为,有所针砭。不料杨、刘于宣言发布后二日,竟“公然占领广东省长公署、财政部等机关,反形尽揭。”[84]政府乃书告滇、桂军人:“刘震寰、杨希闵时露反侧,一则亲往云南联唐祸粤,一则私派代表向北输诚。”“私往香港,四处勾结,段、唐代表及陈、林死党皆与往还,谋不利于革命政府。连月以来,复占据机关,侵夺财政,不奉命令,自由调兵,凭险戒严,如临大敌。”“彼等或口称讨唐,而实行投段;或口称顺,而日播谣言。交还财政,则徒托空言;搜刮款项,则各饱私囊,而使兵士衣食不裕。”“挟制政府,叛迹显然。”“政府万不得已惩处二人,使知为恶受罚。”[85]乃调集各军,讨平杨、刘。

革命阵营中假革命之杨、刘去后,政府财政更形好转,但财政统一之令,仍难贯彻。十四年底,国民政府严令所有军队及军事机关,“嗣后应领军费,须归财政部核发。”“各军再有擅自截留情事,即作违抗政府论。”[86]十五年一月十四日,令饬各地驻军“应负尊重保护财政机关之责,不得干涉财政收入事项,尤不得联同其他团体有干涉行为,如有违抗,当从严治罪。同日,又通令各属党部及各种士、农、工、商团体,概不得干涉财政收入及一切行政事务,如认为有必要,应建议于财政当局或省政府,如有违抗,以破坏统一论罪。”[87]可见财政统一仍待加强。

4、广东统一,财政改善,政府虽能负担境内各军军费,但库款收入结构并不合理,公债高居首位,占总收入百分之三十,釐捐次之,名为“筹饷”实为赌博税居第三位,占总收入百分之十四强,正常赋税瞠乎其后。此一情况,纵至北伐完成,全国统一前后,并未有所改善。如十六年六月至十七年五月,公债收入占南京国民政府总收入百分之四十一以上,而直接国税不过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七,各省解款仅百分之六点八而已。其中原因,仍以军费过高所致。盖十四年十月至十五年九月,广州国民政府军费支出占收入总额百分之八十;十七年北伐完成,当年并无激战,军费占十六年六月至十七年五月政府总收入百分之八十八强,[88]即为明显例证。难怪北伐完成之后,政府急于编遣部队,因财政上实有不得已之苦衷,但为部分军人所不谅,乃不幸有中原大战之发生。

但以特殊用途或短期弥补财政赤字之公债移作经常费用支出,虽不合理,却为发起及维持北伐军费之主要财源。不过北伐期间,军费供应仍极困难。十五年九月三十日,蒋总司令向中央报告军饷窘迫情况云:“十月份饷尚未汇到,在鄂各军,或可设法,而在赣之一、二、三、六、十四各军分文无着。今日总部只存万元,而前方催发伙食,急如星火,窘迫至此,无以为计,中正惟有引咎自裁,以谢将士而已。”[89]

北伐展开之后,广西、湖南各省部队纷纷出击,国民革命军迅速膨胀,战区扩大,自非广州一隅之力可资应付,未免迁就现实,各军饷械多由各军自行筹措,形成在北伐期间每省支持自己的部队,打自己的仗。[90]原为战时不得已之措施,因为未能清除此一军阀思想所以依存之病根,致有北伐以后之内乱。

5、俄援问题,仍是混淆不清。除第一批武器为赠与者外,其后续到之货,既须付款,且要现金始允交运,故名为援助,实为军火交易。何况苏俄续运来粤之武器,品质、数量均每下愈况,高价售与广州政府过时之日制、德制武器弹药,而且货到之时,又常落入急进军人之手,未必交给黄埔军校般忠于政府之部队。[91]

武器数量,除第一批步枪八千枝、子弹四百万发、小手枪十枝可以确定外,续来批数、品名、数量,人言言殊。惟果有七船来往于海参崴与广州之间,则总重量当不止三千吨。

金钱的援助仍是一谜。俄方透露,有三百万卢布用作援助开办及维持黄埔军校初期费用支出,但据有关史料及史实研判,黄埔建校及经常费用确为广州政府自行筹措,并未得有任何外援。因此,苏俄纵有金钱援助,当操在鲍罗廷之手,由鲍衡情自由运用。邹鲁云:“初苏俄云助我党费,乃本党预算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定后,次期,财务委员廖仲恺再提出报告,与前期议决之预算不符,众大讶,诘之,曰:系俄顾问鲍罗廷所改。众斥之,即决计自筹党费。沪各委员闻之,亦甚恨,派汪精卫回粤定此事,因决定由盐运使、市政厅长每月将党费筹足。”[92]

鲍罗廷能随意更改国民党之预算,设无能力得予国民党以经费资助,必无此项权力,国民党亦断不允其嚣张跋扈如此。虽然因党内反对而未同意鲍罗廷此一举措,鲍所动用者亦必即为所谓补助军校之三百万卢布,然鲍将所谓三百万卢布俄款移作他用,于此可以得一旁证。

诚如论者所称,苏俄财务支援背后,同时附有高价的政治标签。[93]

此外苏俄又籍口援助,限我购用苏俄产品如汽油等,同时独享经济利益。[94]

其实苏俄援助广州革命政府,最能符合其国家利益者,亦即其援粤之真正目的,乃欲在南方扶植一股反对英国的势力。长久以来,英国在西方联合法国,在东方勾结日本,一再抵制苏俄的扩张,在国际间早已成为苏俄的头号敌人。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苏俄在库伦交与冯玉祥军大量械弹,[95]其意不过在增大冯军力量,以便同时在南北造成两股力量,俾能夹击长江流域亲英的吴佩孚,目的仍在打击英国,季山嘉、鲍罗廷起初反动北伐,其后又不坚持,是否认为消灭吴佩孚符合其打击英国之利益,颇值深思。

 

`节选自《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四册,台北。

     

                                  (作者单位: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



[] 汪兆铭:《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民国十五年一月六日,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中央党史会议。

[] 蒋中正:《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民国十五年一月六日,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中央党史会议。

[] 蒋校长:《陆军官校十周年纪念训词》,载党史会编《黄埔建军三十年概述》附录,第75页,19547月出版。

[]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271页,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195710月,台北市。

[] 蒋宋美龄:《为劝告邓颖超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发表之公开信》,1954218日台北中央日报第1版。

[] C.Martin Wilbur,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19221927,ed.by Pingti Ho &Tang Tsou,China in Crisis,Vol.1(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Book One),p.234,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 Ibid. foot Notes 28.

[] 蒋中正:《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说明》,民国十五年一月十八日,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中央党史会议。

同注一大会纪录。

[] 俟堂:《刮尽天下——民初军阀的经费从那来?》参考《军绅政治》吴佩孚答冯玉祥如何筹措粮饷问,19848日台北工商时报第9版。

[] 同前注。

[11] 蒋中正《饷的性质与来源和军人吃饷之意义》,民国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在黄埔军校讲,载《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九,第37页,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19661031日出版,台北市。

[12] 孙科:《广州市政忆述》,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77次学术讨论会记录,附录。载《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8辑,第291页,197812月出版。

[13] 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三,第890891,《忠告军校同学会》。

[14] 《国民政府通告各属党部及团体不得干涉财政收入令》,载《中华民国政府公报》,第21号,民国十五年元月出版。

[15] 《国民政府通告各属党部及各团体不得干涉财政及一切行政令》,同前注。

[16] 《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会议第四十三次会议记录》,中央党史会藏。

[17] 参考《国民政府公报》第51号,第83页。

[18] 王正华:《广州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近代中国》双月刊,第三十六期,第144页,1983831日出版,台北市。

[19] 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蒋中正先生在黄埔对由滇桂军俘虏改编而成之第八团全体官兵讲话》,载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633页。

[20] 军需处编造:《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管军费民国十五年十月分收支报告表》,中央党史会藏。

[21]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414页。

[22]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418页。

[23]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434436438页。

[24] 《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第1137页,党史会编辑出版,19691124日增订,台北市。

[25] 俞飞鹏:《艰苦撑持》,载黄埔建军史话,第3839页,拔提书店编印发行,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出版,重庆市。

[26] 陈果夫:《建军史之一页》,载《革命文献》,第10辑,第3233页,党史会编辑。

[27] C.Martin Wilbur Sun Yat_sen,Frustrated Patriot.p.207,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6.

[28] Ibid.,p.209.

[29] James C.Bowden,”Soviet Milutary Aid to Nationalist China,1923_41”ed.by Raymond L.Garthoff,Garthoff,Sino_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p.46,Frederick A.praeger,Inc.,1966,New York.

[30] C.Martin Wilbur,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19221927,ed.by Pingti Ho &Tang Tsou,China in Crisis,Vol.1(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Book One),p.234,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31]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320322328337页。

[32]孙科:《广州市政忆述》,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77次学术讨论会记录,附录。载《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8辑,第292页,197812月出版。

[33]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366页。俞飞鹏:《艰苦撑持》,载黄埔建军史话,第35页,拔提书店编印发行,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出版,重庆市。

[34] 何应钦:《革命教育》,俞飞鹏:《艰苦撑持》,载黄埔建军史话,第31页,拔提书店编印发行,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出版,重庆市。

[35] 同上。

[36]蒋中正:《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民国十五年一月六日,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中央党史会议。

[37] 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524525541567570675页。

[38] 吕芳上提供,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复印件。

[39]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第90191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发行,1979年七月初版,台北市。

[40] 《国民军革命史初稿》(下),第721页,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一日初版。

[41] 训练总监部秘书室编:《国民革命军东路战史纪略》,附录,第151152,民国十九年,南京市。

[42] Donald A.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6.

[43]蒋中正:《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说明》,民国十五年一月十八日,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中央党史会议。

[44]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470页,对军校教导团士兵演讲投军之幸福。

[45]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406433434436438442444页。《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第1111112211371141页,党史会编辑出版,19691124日增订,台北市。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第830832833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发行,1979年七月初版,台北市。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一辑,卷一,第96100页。

[46]亚伊赵列潘诺夫著,王启中译《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第一部,《中国国民革命初期战史回忆》(一九二四——一九二七),第107页,国防部情报局译印,196511月,台北市。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413416页。

[47]亚伊赵列潘诺夫著,王启中译《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第一部,《中国国民革命初期战史回忆》(一九二四——一九二七),第109页,国防部情报局译印,196511月,台北市。

[48]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第203206页,中国学术菱奖助委员会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销,19665月初版,台北市。

[49]亚伊赵列潘诺夫著,王启中译《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第一部,《中国国民革命初期战史回忆》(一九二四——一九二七),第1013页,国防部情报局译印,196511月,台北市。但此一名单似并不完整,如一度接替嘉伦将军职务的季山嘉即不在其内。

[50]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271页,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195710月,台北市。

[51] Ibid. foot Notes 28.C.Martin Wilbur,op.cit.,p.234,foot Notes 28.

Hissheng Ch’I,(齐锡生)”Financial Constraints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p.3,A Paper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ROC,19121927,Aug.2020,1983,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Taipei,ROC.

[52] James C.Bowden, “Soviet Milutary Aid to Nationalist China,1923_41”ed.by Raymond L Garthoff,,Sino 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p.46,Frederick A.praeger,Inc.,1966,New York.

[53] 冷欣1976615日在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五次学术讨论会自由发言,见《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七辑,第12页,197712月出版。

[54] 王柏龄:《创校回忆》,载黄埔建军史话,第166页。

[55] C.Martin Wilbur,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19221927,ed.by Pingti Ho &Tang Tsou,China in Crisis,Vol.1(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Book One),p.234,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C.Martin Wilbur,op.cit.,p.235,foot Notes 29,”V.V.VishniakovaAkimova,Dva Goda V.VosstavshemKitae,19251927,[Reminiscences of 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251927]`Nauka`(Moscow,1956)p.200,States that seven ships running between Vladivcstok and supplied oil,arms,and planes”.

[56] Ibid. foot Notes 28.C.Martin Wilbur,op.cit.,p.234,foot Notes 28.

Hissheng Ch’I,(齐锡生)”Financial Constraints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p.3,A Paper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ROC,19121927,Aug.2020,1983,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Taipei,ROC.

[57]王柏龄:《创校回忆》,载黄埔建军史话,第166页。

[58]王柏龄:《创校回忆》,载黄埔建军史话,第168171页。

[59]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438440页。

[60]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449页。

[61]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第907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发行,1979年七月初版,台北市。

[62]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428页。

[63] C.Martin Wilbur,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19221927,ed.by Pingti Ho &Tang Tsou,China in Crisis,Vol.1(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Book One),p.234235,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64] C.Martin Wilbur Sun Yat_sen,Frustrated Patriot.p.2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6.

[65] F.F.Liu,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241949,p.1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 James C.Bowden,”Soviet Milutary Aid to Nationalist China,1923_41”ed.by Raymond L.Garthoff,Garthoff,Sino_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p.46,Frederick A.praeger,Inc.,1966,New York.

[66] James C.Bowden,”Soviet Milutary Aid to Nationalist China,1923_41”ed.by Raymond L.Garthoff,Garthoff,Sino_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p.46,Frederick A.praeger,Inc.,1966,New York.

[67] F.F.Liu,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241949,p.1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 James C.Bowden,”Soviet Milutary Aid to Nationalist China,1923_41”ed.by Raymond L.Garthoff,Garthoff,Sino_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p.46,Frederick A.praeger,Inc.,1966,New York.

[68]吕芳上提供,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复印件。

[69]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406433434436438442444页。《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第1111112211371141页,党史会编辑出版,19691124日增订,台北市。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第830832833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发行,1979年七月初版,台北市。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一辑,卷一,第132138页。

[70] 《中国国民党八十年大事年表》,第173175页,党史会编辑,1974831日,台北市。亚伊赵列潘诺夫著,王启中译《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第一部,《中国国民革命初期战史回忆》(一九二四——一九二七),第172173页,国防部情报局译印,196511月,台北市。

[71]亚伊赵列潘诺夫著,王启中译《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第一部,《中国国民革命初期战史回忆》(一九二四——一九二七),第174175页,国防部情报局译印,196511月,台北市。

[72]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406433434436438442444页。《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第1111112211371141页,党史会编辑出版,19691124日增订,台北市。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第830832833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发行,1979年七月初版,台北市。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一辑,卷一,第298301页。

[73]亚伊赵列潘诺夫著,王启中译《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第一部,《中国国民革命初期战史回忆》(一九二四——一九二七),第205206页,国防部情报局译印,196511月,台北市。

[74]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234页。

[75] 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国民政府公报。

[76]亚伊赵列潘诺夫著,王启中译《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第一部,《中国国民革命初期战史回忆》(一九二四——一九二七),第234页,国防部情报局译印,196511月,台北市。

[77]汪兆铭:《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民国十五年一月六日,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中央党史会议。

[78]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北伐战史》(一),附图《第二次东征前敌我态势》,1959年。

[79]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北伐战史》(一),附图《第二次东征前敌我态势》,1959年。

[80] James C.Bowden,”Soviet Milutary Aid to Nationalist China,1923_41”ed.by Raymond L.Garthoff,Garthoff,Sino_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p.46,Frederick A.praeger,Inc.,1966,New York.

F.F.Liu,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241949,p.141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 James C.Bowden,”Soviet Milutary Aid to Nationalist China,1923_41”ed.by Raymond L.Garthoff,Garthoff,Sino_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p.46,Frederick A.praeger,Inc.,1966,New York.

[81] 总统府机要室存蒋先生手稿原件。

[82] 毛思诚《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二,第368页,《对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枪的意义与效用》。

[83] 《胡代帅为统一军民财政宣言》,《革命文献》,第十一辑,第283284页,党史会编辑。

[84] 《胡代帅处分杨刘叛军通电》,民国十四年六月,《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十四号。

[85] 《胡代帅告滇桂军人书》,民国十四年六月,《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十四号。

[86]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十八号,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87]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二十一号,民国十五年一月出版。

[88]  Ibid. foot Notes 28.C.Martin Wilbur,op.cit.,p.18.foot Notes 28.

Hissheng Ch’I,(齐锡生)”Financial Constraints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p.3,A Paper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ROC,19121927,Aug.2020,1983,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Taipei,ROC.

[89] 《蒋总司令向中央报告军饷窘迫情况电》,《革命文献》,第十三辑,第330页,党史会编辑。

[90] Ibid. foot Notes 28.C.Martin Wilbur,op.cit.,p.10,foot Notes 28.

Hissheng Ch’I,(齐锡生)”Financial Constraints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p.3,A Paper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ROC,19121927,Aug.2020,1983,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Taipei,ROC.

[91] Ibid. foot Notes 28.C.Martin Wilbur,op.cit.,p.8,foot Notes 28.

Hissheng Ch’I,(齐锡生)”Financial Constraints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p.3,A Paper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ROC,19121927,Aug.2020,1983,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Taipei,ROC.

[92]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57页,军需处编造:《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管军费民国十五年十月分收支报告表》,中央党史会藏。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7610月台三版,台北市。

[93] Ibid. foot Notes 28.C.Martin Wilbur,op.cit.,p.8,foot Notes 28.

Hissheng Ch’I,(齐锡生)”Financial Constraints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p.3,A Paper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ROC,19121927,Aug.2020,1983,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Taipei,ROC.

[94] Ibid. foot Notes 28.C.Martin Wilbur,op.cit.,p.4,foot Notes 28.

Hissheng Ch’I,(齐锡生)”Financial Constraints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p.3,A Paper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ROC,19121927,Aug.2020,1983,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Taipei,ROC.

[95]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第945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发行,1979年七月初版,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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