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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的珍贵记录

——清末广东陆军小学堂的一份《学绩表》考释

雍玲玲

20035月,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份广东陆军小学堂的珍贵文献——《广东陆军小学堂第一期生毕业考试学绩表》。

其复杂的设计,严谨的结构,就是与当代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成绩表的设计相比,也不逊色,显示其教务管理在当时已达到相当科学、先进的程度。

100年前广东陆军小学堂难得一见的早期军事教育史料,也是中国旧式教育向新型学堂转化的重要见证。
   
本文试图对《学绩表》的基本内容及学术价值作扼要的介绍。

    一、《学绩表》的由来

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么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却是在一堆废旧的纸堆里被偶然发现的。2003年,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居民拆迁之际,村民霍乐荪在家中准备丢弃的一堆旧报纸里发现此物,认为与黄埔军校有关,遂将其捐给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后经专家鉴定:广东陆军小学堂的文献不多,之前还未曾发现此类文献,这份有关其创始的文献对军事史的研究很有帮助。

随后,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印刷精美、制作考究、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近代广州》大型文物资料图录。在这本由广州近代史博物馆负责编撰的图书里,把繁杂无序、浩如烟海的各类文物、图片、资料精心集合,勾勒出广州近现代以实物为特征的历史发展画卷,此份《学籍表》成了当之无愧的“教育转型”部分的主角。这张照片虽仅仅刊出《学绩表》篇幅很小的一部分,有“标题”、“课分”、“课目”与“姓名”四大栏目和7个学生的各科成绩(全部《学绩表》有55人),却格外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份《学绩表》既是距今100年前广东陆军小学堂难得一见的早期军事教育史料,同时还是中国旧式教育向新型学堂转化的重要见证。

二、《学绩表》的设计与内容

《学绩表》的设计比较复杂,结构上十分严谨,就是与当代高等学校的毕业生

成绩表的设计相比,也不逊色,显示出早在100年前的陆军小学堂,其教务管理已达到相当科学、先进的程度。《学绩表》以竖格分项、横格分目的形式,自右向左依次排列。文字上使用繁体楷书汉字,数字上使用汉文数目字表示。

在《学绩表》右边最靠边的第一行栏目,上下贯通,自上而下书写“广东陆军小学堂第一期生毕业考试学绩表”十八字的标题。从第二行开始,使用横格分目的方法。第二行本身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大结构:上部第一横格用斜线区分三项内容,自上而下分别为姓名、课目、课分。我们发现,其中表格里的文字表述上有一点问题,“课分”与“课目”的位置标示颠倒了,不能起到正确标示的作用,这应该是当时刻印学绩表的工人粗疏造成的错误,而教务人员又没有认真检查修正所导致的,虽无大碍,也是憾事一桩。中部表格有两大横格,标列学习课目,其中又以竖线划分为左右两项。上一横格右半上下竖书“教授课目”四字,左半被横格线细分成八个栏目,分别是“修身”、“国文”、“外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国画”八个课目;下一横格右半竖书“训练课目”四字,左半被横线分成“兵学”、“标练“两个课目,合计学习的内容有十个课目。第二行的下部是其它内容,计有六个横格,标示文字或竖书或横书,依据方格的范围面积大小而定,字形有大有小,内容自上而下分别是“品行”、“上二年年终考平均分数”、“总分数”、“平均分数”、“罚”、“等第”6个项目。

《学绩表》的第三行开始,自上而下是毕业生的姓名、分数与名列等次。其排列顺序是按照毕业生的优劣等次自右而左依次进行的,表格的大小一致,均为规定格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从表格设计看,基本上是通栏式,每人的姓名占一格,下面有十七个横格,分别填入各自的成绩分数。唯有最下面的两个栏目“罚”与“等第”上又有填写内容的不同和设计上的变化。如有的毕业生在“罚”的栏内空白无内容,而“等第”的设计在空格中间又左右划一横线,以表示“优”“上”“中”之间的各自不同。举例来说,名列“优一”的“李鼎曾”在“罚”的栏目中空白,而名列“优二”的“欧阳新”在“罚”的栏目里就记录有“小过一次”。在以下的名次里,有记过记录的学员名次可以是“上一”、“上二”,没有记过的也可以是“上三”、“上四”,总的说来,学生的名次还是依据上面各自栏目中的分数综合考评出来的。在表中两名获得“优”等的毕业生分数,虽然有的单科成绩未必突出,但普遍看来各科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距,这种评“优”的方式与结论应该说来是比较科学的,也是容易令人信服的。既不以“小过”而否认其优,也不因其它方面尚好而不记其“过”,这种教育理念与管理方式不仅直接影响到现今的教育方式,甚至100年前教育先师们的气度与胸襟,应该能让当代的一些教育者的“求全责备”感到震撼,对比已经逝去百年的军事教育《学绩表》,我们现在的教育理念到底进步了多少?又有多少甚至还不如前人思想科学的评判方式需要尽快改变?

《学绩表》计有55位毕业生的学分与名次,从综合的情况来看,除了十个课目的分数外,属于“品行”以下栏目的分数评定,似有一定规律可寻。比如“品行”的分数在一零四至一八分之间,毕业生的“平均分数”值在九至十八五之间,“总分数”最高的是二二二一,最低的是一零六五。结合有关史料记载分析,广东陆军小学堂第一期学生计招生80人,怎么第一期的毕业生只有55人呢?剩余的25人是不是因为成绩不合格而没有列入《学绩表》呢?还是另有其它原因?不管怎样,这个“中二十三”名叫张谓农的学生的平均分数为九的分数,应该是当时的及格允许毕业的标准。据史料记载:陆军小学堂学生的待遇,在当时说是相当优厚的。学生的服装、膳食、书籍、文具都是由公费供给。此外学堂规定:“凡在学期考试名列优等的(17分以上),发津贴银一两二钱;上等的(13分以上)发津贴银一两;中等的(9分以上),发津贴银八钱;下等的不发津贴,留堂查看或甄别出校。”由此可见学校赏罚分明,同时以“奖学金”形式激励学生用功读书,没列入学绩表的学生应该至少大部分是因为评为下等而没有被予以毕业。

“罚”分为“小过”、“大过”两种,这些都显示出对毕业生各方面的量化指标与综合考评,这样的评判方式肯定要比粗疏、含糊、原则的理念要便于操作,也更易为教师和学生所欢迎吧。对于激励人才成长来说,当然不失为一种明智、科学的教育理念。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仔细考察,作为一个军事学校,拥有严明纪律和严格管理方式,显然要比一般的读书学堂具备了非常突出的办学特点,这是《学绩表》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

《学绩表》计有 11页,每页上下通高27.4厘米,左右通宽17厘米。表内55名学生自“等第”排列依次为:“李鼎曾、欧阳新、吴文献、刘国材、梁寿恺、方焕斌、钟家骧、郑绍熊、胡铭澡、巫玉麟、吴尚志、萧祖雄、陈伟民、王敬熙、方书彪、谢玨珪、杜煊泰、邓演存、蔡秉熹、蒋光翼、胡朝俊、许廷熙、李验澍、何卓俦、钟良材、何其雄、萧祖强、冯次淇、何珍、罗茂昭、何名汉、冯宝桢、何贯中、刘达衡、陈喜龙、黄维纲、岑寿湝、张际斯、沈之劳、赵勇昭、刘第沅、卢国用、艾国柱、方士英、王麟、陈学榕、谭颐嵩、曾自立、苏焕、马衍诰、陈伯样、吴沃、钟爵森、黄维勤、张谓农”。在表的后面,还附有如何衡量评定分数的标准规范的“备考”。为了便于大家了解、研究与讨论,现不厌其烦抄录如下(标点由作者后加):

按陆军小学章程考试第十余内载,毕业考试毕,核定分数后,将前三次年终考各总分数取若干分之一通计加入为毕业考总分数,以次列名榜示等语。查文内并未声明,定数前年终分数若干分之一,若按期考及月考,所定取前考总分十分之一通计加入为总分数,则平均分数则有逾二十分以外者,又与考试定章第五条按分列榜之法有悖。现拟核法,系以毕业考试总分与品行分数及上二年年终考平均分数,总计为毕业考总分数,而以毕业考试之十科及品行一科上二年年终考平均分数为一科,共十二科以均之,即为毕业考平均分数,按分以次列等榜示并填给文凭。

毕业品行分数,即前二年品行分数与本年之品行相加平均之数。

毕业考试各科中有分类考试,仍按章程所定课目归併,照总加平均之法核计分数者,如作文与军用文均併归国文。本国历史与外国历史均併归历史;本国地理与外国地理均併归地理;卫生、格致均併为格致,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均併归算学,体操与步操、枪剑术等,归併为操练等类是也。

训诫一科照章程内学堂课程第七条载明不入课次,故未列入,亦无分数。

照章程内考试规则第二条,有记过者,照章减分,查记过扣分应于期考年考之总分内举行扣除,故毕业考试分数之下只书明罚,则不另扣分。(内有记大过者,每大过作三过计算)。

三、《学绩表》人物述要

《学绩表》是广东陆军小学堂第一期毕业生学习、品行的真实写照。这55名毕业生的年龄都不太大,只是在小学堂打下了初步的人生基础。这批毕业生于19089月毕业后,有的人继续进入军事学校深造提高,有的则踏上社会,开始了他们各自的人生旅途。在清末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多事之秋,广东陆军小学堂的一期生有53人升入了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学习,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军界发展,有的因种种原因不见于史料记载,象社会上普遍的老百姓一样,默默地度过了自己平凡的一生。也有少数比较优秀出众的一期生,经过岁月的锤炼,活跃在民国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不少活动踪迹。

如来自中国的“将军县”——广东梅县籍名列“优一”的李鼎曾和名列“上九”的吴尚志毕业后先在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学习,后又于1912年北上投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该校的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从戎成为民国将军。保官陆军军官学校是清末由袁世凯在编练新军时,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军事教育体制基础上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规模较大的正规军军事院校,自1912年开办,到1923年结束,培养了各类初级军官6500多名。

名列《学绩表》倒数第二名的“中二十二”黄维勤,别看他在学校时的成绩不怎么样,最后居然成了国民政府的代表。在抗战胜利后,我东江纵队北撤退谈判中,黄维勤少将和中共代表方方少将、美方代表米勒上校组成军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于1946125抵达广州进行谈判,在我方的力争下,东江纵队2500多人于630实现了顺利北撤,保留了有生力量。在这次谈判中,黄维勤尽管竭力维护国民党方面的利益,但最终在事实面前还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在《学绩表》中名列“上十五”的杜煊泰,后来在历史上扮演了历史丑角的形象,成为制造广州“永汉路惨案”的祸首。1931年“918”事变以后,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在1010上街检查日货、抵制日货的运动中,遭到了时为永汉公安局局长杜煊泰率领的警察镇压,打死群众15人,伤80多人,成为惨案。

名列“上十六”的“邓演存”,为广东惠阳人。他的弟弟邓演达是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战士,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曾经在黄埔军校成立时担任了教育长之职。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办的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学校就设在长洲岛原广东陆军小学堂的校舍内。事隔十多年之后,兄弟两人早年虽得益于同所学校,而后弟弟又在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所军事学校走出,承担起社会变革、拯救民生的道路,也算是演出了一段历史佳话。

四、《学绩表》印证了旧新学制变革的历史

我国古代的教育体系,自隋唐以来即为科举制主宰。科举取士之兴,相对于世袭门阀的继承用材,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弊端越发明显,不仅课目设制单调,士之知识结构极不全面,同时在教学设施与教育方法,教育场所等方面也都有需要更新之处。在清末兴起的戊戌变法运动时期,传统教育体制的改革成为重要的内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清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编练新军,改革兵制。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明确谈到“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清楚地看到军事与教育之间的直接联系。1898年,中国教育制度开始变革。清光绪二十四年发布号令,要求各地省、府、厅、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高等、中等、小学堂。规定小学堂必须增加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目。1901年,清廷颁布了兴学诏书,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并要求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学制系统。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提出了普及教育为目的的新教育观,制定了从蒙养院、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直至通儒院的普通教育体系;从初级师范学堂到优级师范学堂的师范教育体系;从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到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的实业教育体系,虽然这套体系几乎完全是照搬日本的模式,但这毕竟标志着由以科举为特征的旧教育体系向新教育体系的转变。《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第一个借鉴西方学制而制定的较为系统、完备的新学制章程,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教育宗旨和教育体系也发生了变化。 19049月,清廷政府又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规定各省设立陆军小学堂。在这一形势下,新式的各类学校在广州普遍设立,这些新式学校一般都拥有比较宽敞的校舍、操场,又配合了若干教学器材和设备,有的还有礼堂、图书馆、实验室以及实验设备、挂图、标本,远非旧式学校可比。广东陆军小学堂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以学习普通课业及初级军事知识为主,为陆军中学培养合格学生。

1903年,清两江总督岑春煊在广州黄浦长洲岛上设立了一所“将牟学校”,名叫武备学堂,为清军培养下级武备人才。1905年,经清政府批准,在武备学堂旧址开办陆军小学堂。初为陆军中学堂附小,19069月改为独立的小学堂,有各种管理、教学人员100多人。第一任总办为虞汝钧,著名民主革命家赵声曾在这里担任过监督。主要招收1518岁的高小生和初一生,教授基本的军事知识与技能,修业满3年后再升入陆军中学堂。第一期学生80名,有邓演存等,于19089月毕业,升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者有53人;第二期招生100人,有蒋光鼐、陈铭枢等人;毕业生部分升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光绪1907年秋第三期招生约100名,有李磊夫、陈骥等;1909年第四期招生约100名,有邓演达、张云逸、陈济棠等人,1912年毕业后转升广东都督胡汉民所办的陆军速成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0年第五期招生约100名,有余汉谋、徐景唐等,1913年毕业后升入武昌第二陆军预备学校。据有关文献记载,陆军小学堂开设的课目众多,除《学绩表》记录的十个科目以外,以后各期还增加了许多科目,如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气象学、生理卫生学、音乐、国语、野外要务等,术科有徒手教练、持枪教练、单个或班排队教练,柔软体操、刺杀、射击、剑术等等。广东陆军小学堂培养了大批民国时期的著名政要与军事将领。

综上所述,《广东陆军小学堂第一期生毕业考试学绩表》既是历史的产物,它见证了中国旧式教育学制向新学制发展变化的历史,因而是一件十分难得的珍贵历史文物档案文献,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记录。同时《学绩表》还因为拥有55名毕业生的成绩资料,成为研究这些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最重要文献记录,因而具有教育学、军事史、历史人物档案等多方面的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悉心地加以保管。

 以上是对《学绩表》一点粗浅的认识和想法,不揣冒昧提供给大家参考。同时也希望表中涉及到的有关历史人物的后裔能够提供更多的相关人物历史资料,以便人们加深对《学绩表》学术价值的认识。

 

 

 

注释:



《桂林文史资料》第二辑。

 

  丘立才:《中国的“将军县”——广东省梅县》。

 

《广州市志》卷十三,军事志,第346页。

 

《广州市志》卷十二,公安志,第25页。

 

《广东省志人物志(上)》,第352页。

 

于逢春:《近代中国的国民教育》。

 

《光绪朝东华录》,卷169

 

《中国近现代大词典(上)》,第544页。

 

干春松:《清末新政和儒家体制的崩溃》。

 

《广州市志军事志》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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