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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兴 樑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特点之一,是用“武装的革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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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黄埔军校旧址匾额题跋

刘小翠

书法,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最核心最经典的艺术方式。匾额题跋,是经过镌刻加工的书法作品,一般是请名家书写,请碑刻高手摹刻,也称“榜书”。它最初只限于宫阙寺院使用,但自明清开始,书法名家题跋的传统便拓展到各行各业。于是,上自官方下到民间,都以求得一名家墨宝为荣幸。匾额题跋的特点是字少、字大,而且因为多是悬挂于高处,观者要从下仰望,所以历来强调整体的远效果和气势。“出于庄重严肃的目的,要求表现一种大方不雕、整齐厚重的感觉”[①],要求从文字意趣到书法形式,都要体现“内容”和“形式”相谐调,“实用”与“欣赏”为一体的艺术形式。

有言道:“榜书难写,字怕上墙。”要有字不变型的感觉,那就要讲究 “角度”。即写书的人要以字形安排大小,头尾要相衬,以中线为轴,字与字要间隔适度,留有天地边栏,并注重整体的协调。要讲究“一点为一字之规,一字为终篇之准”[②]的原则。黄埔军校内的匾额题跋,让我们可在寻求书法大家的笔情墨趣,缅怀军校的兴盛衰亡中感悟艺术的美。

“陆军军官学校” 是80年前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办的,位于风景秀丽的黄埔长洲岛,故俗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以挽救中国危亡为宗旨,以政治与军事教育并重为方针,成为中华民族新型军队的摇篮,谱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可圈可点的篇章。时至今日,仍接待着络绎不绝的海内外游客。视觉的文本往往是我们与历史相连接的感情纽带,漫步黄埔军校旧址,追忆金戈铁马岁月之余,欣赏民国时期众多名人的匾额题跋,流连其中,如置身于艺术之野!

书法上有“帖”、“碑”之分,阮云台以禅学南北宗分之,“帖学为南派,碑学为北派”。南方崇尚帖学的妍丽静秀,华丽婀娜;北方崇尚碑刻的质朴浑穆、雄壮古拙。“碑原是石,今则专指石上所刻的文字书法而言。帖原指‘帛书之署’,是用布帛所书的文书封面,今则专指名家法书墨迹,以及这些名家法书的刻拓本或影印本。”[③]宋、元、明三代至清初,帖学盛行,带领了行、草书体的盛行。民国书法,各体纷呈,受当时大量出土的墓志碑刻的影响,形成的是清代碑学高涨期之后一个“后碑学”期。对于碑学的耽迷,使民国书家访碑习碑成为时尚。碑学的古朴、质拙的艺术特色,区别于帖学的媚艳、清秀。当时以北碑及民间墓志、造像、摩崖的拙朴、粗犷的字体为范本,给书坛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黄埔军校旧址的匾额题跋,正是当时气象万千的书法艺术风格的载体。

军校大门上悬挂着“陆军军官学校”的匾额,是谭延  先生的手笔。谭延  曾任湖南督军兼省长,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他善书法尤善榜书,师承钱沣、翁同和,博采颜真卿、何绍基等历代书家的神韵,形成了走笔浑厚中透着娇媚,刚健中带有骨肉的风格。在这块4米长的木质匾额上,他那“圆而且方,方而复圆”的楷书,使人想起其所著的《大字麻姑仙坛记》、《枯树赋》等传世书迹。六个字中占了二个“军”字,这里,我们可看到书家对章法把握的奇巧:两个“军”字的双竖取合抱之势,使意态显得雄强稳健;加上其深得颜体转笔时不折而转,笔画注重“圆转厚重、蚕头燕尾”的精髓,结体平稳舒展,形成浑圆健劲中有雄厚庄重的书风。通篇横直交接如梁柱,曲画更有弩的张力,以横画的左略低、右略高的运笔使横匾取得平衡,使人感受到“平整端庄”的美。

同样的书风,也见于军校的另一遗迹——“东征阵亡烈士墓园”内的“蔡光举烈士之墓”几个字。那是为了纪念1925年东征时牺牲的第一位黄埔学生而修建的墓碑。碑的正面是谭先生1926年题写的。条幅的布局,运笔疏朗沉着,气清韵古,苍茫老辣中透出飘逸之气,朴拙中尽见沉雄简穆之质。上款“民国十五年八月”及下款“谭延闿”与正文的书风一致,作品风格更浑然一体,天地正气,扑人耳面。在章法安排上,取饱满结构,力求使字体产生一种向外的张力,仿佛给人以现有空间已不足以容纳字体的印象,感觉向内凝聚着巨大能量,使人在视觉上受到冲击,心灵上受到震撼。这是书者重视吸取自然古拙气息,植根于千百年来的碑帖传统,以锤炼线条,滋养性灵而达到的“神”、“韵”兼备的字体,也表达了书家对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献身的英烈的敬重之情。

军校大门屹立于珠江之滨,是两柱式牌坊建筑。当年校门内外充满了浓烈的革命气息和紧张的学习气氛。大门两边贴了不少标语、对联。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又在大门围墙东西两侧刷上醒目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孙总理遗训。语录的手迹最早刊载于《民国日报》,是孙中山先生题赠给友人的。今以当年的历史照片为依据,以孙中山先生的手迹为蓝本,放大摹写作了复原。游人到此总爱驻足瞻仰、拍照留念。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书法具有的魅力和风采了。观赏孙中山的书法,使我们能从精神风貌和审美追求方面认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风云变幻时期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先生以书法形式,用他的墨迹联络革命,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路线,鼓舞士气,所以,随着革命历程的进展,人们在熟悉他的思想观念的过程中,在景仰他的精神风貌时,在谙熟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警句名言的过程中,他的书法形态、样式,也自然地深入人心。侯开嘉先生曾有文论孙中山的书法:“中山先生善书,乃革命之余事耳。根据他所存的手稿、题词等墨迹看,他学过魏碑,学过王羲之,甚至还学过章草,但是主要的师承关系应是苏东坡和颜真卿。而且他对二家的楷书和行书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学习……他学古人而不被古人所囿,信手所出,融汇贯通,其书法表现出一种率真、朴厚、大度、庄严的境界,真是字如其人。”从现存孙中山先生手迹的风格看,候开嘉先生的评论,是相当公允的。我们细细观赏孙中山先生在运笔上,顿挫分明,行笔疾速而从容,气韵劲健,起笔的墨汁堪畅,有着汉简的遗风;在造型上,端严而洒脱;在气度上,光明磊落;在格调上,血肉丰溢。这些特征真实地反映出孙中山先生秉承了19世纪末华夏古国一切奋进的优秀中华儿女的改革、进取意志。孙中山先生的文化修养、性格风度、内在的精神气质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戴季陶等国民党内不少能诗善词,精通书法的元老们都以模仿他的字为荣。

民国时期的书法,书风纷复,但是其间有一大批人士,将济国救民于水火之心,注入于社会实践之笔墨文字之中,于是他们的墨宝,便挣脱出了旧式文人的小情小趣天地,而蕴育着民族的灵魂与骨血,与时代洪流合拍,成为民族精神新的标识。黄埔军校校本部的走马楼内所挂“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对联就是一例。

“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对联是一代大诗人兼大书法家的于右任先生的手笔。于先生是诗、词、曲俱佳的多面手,这副对联,犹见他对五言绝句遣词精炼、寓言深遂的才华。据说这是于先生46岁时的作品。他的楷书最初颇有赵孟頫“清润秀逸”之气,至40岁潜心于汉魏碑志书法的研究:“朝写石门铭,暮临十二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④],对碑书达到了迷恋的程度。于先生楷书的源头之一是北魏的《石门铭》。但草书却对古人“唯美是取”,参以魏碑,另辟蹊径而形成的“笔简形美”、讲究气势的“于体”书风。纸本行草书体的“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对联,便是“于书”中笔简形美的艺术风貌的生动再现,其用笔“雄健俊伟,朴茂奇拙,意趣天然,大有与晋唐大家争辉之势”,[⑤]给观者在雄健洒脱的诗意中,在苍浑古拙的金石墨宝里,呼吸到一种浓重的金戈铁马的豪迈之气,也给“兴学讲武”的黄埔军校造成了博大的意境。这也使笔者联想到:在校本部这有着清代建筑遗韵的走马楼建筑内,斑驳的青灰色墙体,枣红色的窗户廊檐虚邻,还有乌瓦土砖砌成的低矮的山墙,眺望前面是蜿蜒不绝的江水……“通过门窗,这一有限空间,欣赏到大自然景色这一无限空间。使观赏者突破有限,通向无限,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产生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⑥]。中国传统景观讲究“于小观大”的审美程式,黄埔军校校本部境界的营造,值“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这一书法题跋得以升华。

“东征阵亡烈士纪功坊”题跋碑刻是张人杰先生的手笔。位于主墓群后的城楼式记功坊上,用花岗石砌成,高约10米、宽14.3米,款署“民国十五年八月”。张先生是积极捐款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国民党元老之一,亦是蒋介石的师友。他出身书香世家,自幼以“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为勉,在书法上,他的楷书师法赵孟頫,取法汉隶之长,略变其体。篆书以甲骨文和金文为基础,沿习石鼓文、《峄山刻石》等小篆标准书体,善用中锋,追求“谨严宽博,骨劲肉丰”的风格。“东征阵亡烈士纪功坊”的题跋,在章法上注重疏密虚实的运用,本来严密无间偏于实密的结构,却在左方设计了一块虚白,配以巧妙的款题,组合成为虚中见实,实中含虚的佳构。以篆作隶,遒健古厚,于平正之中蕴奇矫之笔调,古朴静穆,拙中见巧。显现汉《张迁碑》的遗风,但那种凝重的感觉在他笔下被极度的淡化,“东”、“阵”、“坊”等字中还使用了一些类似于郑谷口的拖沓波磔,结字宽绰拓张,意态古雅,隶书而带有楷意,用笔方正劲挺,金石味颇浓,每字不过数寸,却有寻丈之势,透出一种恢宏的气息和对烈士们的崇敬之情。

匾额题跋,是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能造成古朴、典雅的气氛,可以丰富景观,唤起联想。古人云:即便是“若大景观,若干亭榭,若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木,也断不能生色”[⑦]。足见匾额题跋是强化景观意境的重要艺术手段了。

在原黄埔公园内的“袖海亭”,是为纪念孙中山1922年蒙难脱险而修建的。“袖海亭”三字,是民国时期广东著名的书画篆刻家邓尔疋的手迹。这位名家的书风给人一种整洁圆静的美感。他的行楷接近晚清流行的北碑格调,有瘦逸遒劲的独特风格。受晚清名夙邓承修的影响,再创出北碑参小篆、八分的行楷书风。“袖海亭”三字正是这一有韵致的介于篆、楷之间的书体。作者运用“随其相称”的方法,以意取势,突出展放或收缩其中可供利用的关键笔画,“袖”字取内敛凝聚之态,“海”字取向外扩张之势,使书体如被一种强烈的节律感所统领,侧锋的用笔,给人以潇洒流动、浑然一气的美感。在直线与曲线(圆)的刚键笔力和巧妙配合下,在十分规矩的字形中,显现了秀逸高雅的变化之美。

黄埔军校旧址内还有一处从整体布局至每一细处都处理得相当完美的碑刻,即“孙总理纪念碑。”那里汇集了北碑南贴的书风,集真、草、篆、隶各种书体,融高古苍劲,流丽婉约于一炉,给观者以无穷的艺术驰想。其中碑的东面刻有孙总理遗训:“和平、奋斗、救中国”,是当年黄埔军校的代理校务何遂先生手迹。“1956年,何先生回黄埔,在纪念碑前回忆说:‘字体是用扫帚蘸墨、纸铺地上书写出来的’”[⑧]。半米见宽的每个字,没有微妙的小变化,行笔间从容不迫的动势,与文学内容相结合,给观者以鞭策性的震慑。

匾额题跋,不仅是珍贵的史料,更是美化景观的装饰:“化工生意源源在,静处祥观总不偏”。确实,黄埔军校内的匾额题跋,古雅之意盎然,具有浓重的艺术气息。是一道令游人回味无穷的亮丽风景线。

 

                          (作者单位: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①]  喻建十著《书法章法导引》 57页, 天津杨柳青画社。

[②]  唐••孙过庭《书谱》

[③] 朱仁夫著《中国现代书法史》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④] 《于右任诗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⑤] 杨英侯等著《简明书法教程》第29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

[⑥] 李代远著《中国园林艺术欣赏》67页,浙江美术出版社。

[⑦] 曹雪芹著《红楼梦》第三回

[⑧] 《黄埔长洲旅游资源综观》76页,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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